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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何建華、顧定國】

6月19日凌晨，英國倫敦北部芬斯伯里公園清真寺附近發生貨車沖撞行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人受傷。這是過去四個月來英國發生的第四起襲擊事件。證人說，他們聽到司機在警方到達之前被公眾人員扣留，大聲喊叫：“我要殺死穆斯林。”

這起事件自然而然將全球關注的目光引向英國：這個被視為歐洲最安全的國家到底怎么了？頻頻發生的恐怖襲擊是不是正在演化成“以夷制夷”、“以暴制暴”惡性循環之中？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是否正在踐行恐襲“路線圖”？口號大于行動的政客能不能找到“快準狠”反恐對策？

歐洲最安全國家變得越來越不安全

英國《明星日報》網站今年1月3日刊發報道稱，2017年整個歐洲大陸都將生活在恐怖主義威脅之下，襲擊事件估計會更加頻繁、更加慘烈。這一預言不幸言中：2017年還未過半，世界各地已爆發多樁恐怖襲擊，而歐洲更遭恐襲不斷。

據粗略統計，近年造成大規模傷亡恐襲，2015年西歐發生3起，2016年亦是3起，2017年才過一半已發生6起，其中4起在英國。英國相繼發生的恐襲事件已造成200多人傷亡，英國儼然已從“歐洲最安全國家”變成世人眼中“恐襲不斷”的國家。

倫敦市長薩迪克·汗同公眾一起默哀一分鐘，悼念6月3日死于恐怖襲擊的受害者。（圖/PA）

英國警方防范、應急能力在歐洲首屈一指，常處于“戰爭”狀態的英國反恐部門對付恐怖主義的能力在歐洲屬于翹楚，在2001年“9.11事件”后成功遏制基地組織策劃的多次襲擊。軍情五處(MI5)、軍情六處 (MI6)、國家安全局(GCHQ)與警方一起，自2013年6月以來共破壞并有效阻止13次針對英國的恐怖襲擊，今年英國警方還挫敗了5起未遂陰謀。

如果僅從反恐作戰經驗來看，英國強力部門算是經驗豐富的老牌反恐勁旅了。而且，英國現首相特雷莎·梅曾于2010年至2016年擔任英國內政大臣，主管警察和國內情報機構事務，打擊犯罪、反對恐怖主義以及移民控制等是其“看家本領”。倫敦有“反恐模范城市”之稱，攝像頭遍布全城，密度之高舉世聞名。更何況，曼徹斯特恐襲案過去才10多天、距英國大選僅剩6天，警方處在最高戒備狀態，但倫敦卻連續遭襲，這對于自命不凡的英國情報部門是一個極大諷刺。

多維視點看“內生性”恐怖主義威脅

英國今年發生的恐怖襲擊不過是近年來歐洲一系列恐襲事件的延續而已。從去年的法國到今年的英國，極端分子襲擊“路線圖”似乎在漂移切換，歐洲面臨的恐襲形勢難有好轉。歐洲以及英國究竟要到何時才能走出恐怖主義泥沼，避免“下一個”悲劇呢？究其深刻原因，英國恐怖襲擊案頻繁發生，既有歐洲整體性根源，也有其自身因素特點。

法國前高級公務員、反恐問題專家皮埃爾·科內薩6月5日在《世界報》網站發表題為《歐洲各國的反激進化政策都存在同樣的錯誤》文章稱，面對恐怖主義，歐洲國家不僅反應過于遲緩、方式方法太缺乏協調，歐洲幾乎各地的反激進化政策都存在判斷錯誤、方法錯誤和處理錯誤。

透析歐洲及英國恐怖活動頻繁根源，可從以下多維視點加以觀察——

其一，貧富和就業機會不均，仍然是產生社會仇恨的基礎。盡管英國等西歐、北歐國家屬于高福利國家，但貧富差異仍然明顯，加上這些國家和地區失業率較高，一些失業人群盡管可依靠國家福利維持生活，但與富人相比仍有很大生活差距，這就造成了某些底層群眾的巨大心理落差，甚至產生仇恨心理。這為恐怖主義滋生提供了社會基礎。

其二，大量外來移民涌入，引發眾多社會問題。非洲和中東地區移民大量進入歐洲以后，由于語言文化和種族差異，長期以來不能夠很好地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尤其在就業和發展方面存在客觀障礙，也受到某種主觀歧視，長此以往產生不滿和對立情緒。很明顯，“生于斯長于斯”二代移民社會融入問題，正是近年來暴恐事件的根源，這種問題其實比單純的外來威脅更難應付。

難民在火車站停留（圖/EPA）

其三，某些宗教信徒和歐洲主流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產生摩擦和對立，導致信仰與文化層面落差，成為產生恐怖主義的文化基礎。歐洲寬容的文化氛圍，助長某些非基督教和天主教信仰的其他宗教人群與主流宗教和主流文化的隔閡，相互之間長期缺乏交流、長期孤立發展。這種排他性的、唯我獨尊的宗教意識與主流宗教、主流文化形成巨大隔閡和反差。再加上某些信仰宗教人群對自身信奉的宗教教義存在某些誤讀和極端理解，認為從事“圣戰”可得到救贖，把“圣戰”直接理解為進行恐怖襲擊，這就成為恐怖分子進行恐怖襲擊的精神動力源泉。因此，歐洲大多數恐怖襲擊，其主導者和實施者都和某些宗教信仰有直接關聯。

其四，英國“脫歐”引發不穩定因素，整個社會彌漫較混亂情緒，給恐怖分子造成可乘之機。英國自去年通過公投走上“脫歐”軌道，社會生活照舊，但民眾情緒、社會沖突、政治爭斗加劇，這在一定程度上給恐怖襲擊提供縫隙。英國“脫歐”進程會提速，而在反恐上搞獨善其身此路不通，只會自食惡果。

其五，缺乏必要的安檢措施和警力，熱點地段監管力度遠遠不夠。英國乃至歐洲大陸，在除飛機以外的公共交通上沒有任何安全檢查，火車、地鐵沒有安檢，也沒有實名制，警力也顯嚴重缺乏。在倫敦橋、大本鐘、圣保羅教堂、金融城等熱點地段，的確可以看到持MP5武裝警察巡邏的身影，但警力非常有限，一個火車站只有2名，地鐵里幾乎沒有警力，覆蓋范圍低較，且很多警察只能持有警棍，沒有持槍，這很大程度其實反映的是成本問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網站分析認為，擁有180多年歷史的倫敦警方對嚴重暴力事件應對不力，原因之一是佩槍率過低。自1829年成立以來，倫敦警察廳強調盡量避免武力執法，以減少公眾不安，這一工作準則在恐怖襲擊多發的當下正面臨挑戰。

其六，監管失范，造成對恐怖分子的深度調查盲區。從幾次恐襲案分析評估來看，英國政府其實是有潛在恐怖分子黑名單的。曼城事件、威斯敏斯特事件以及倫敦橋事件，罪犯都在黑名單上。但是對需要被監控的人甚至之前巴黎的恐怖分子，英國政府和警察僅僅是有了他們的名單，未作進一步深度調查，很大程度上還是警力與成本問題。還有就是民主自由價值觀問題，成為綁架西方社會的道德概念，對如何管制可能危害社會的人難以達成共識。

目前最為突出的現實問題是，難民危機與移民融合難題疊加，歐洲想徹底消除本土“內生性”恐怖主義威脅，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