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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閻云祥《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書提出“無公德的個人”，以描述農村中出現的那些只講權利不講責任和義務的人。這種“無公德的個人”看似在爭取個人權利，具有與現代社會公民相似的氣質，實際上卻只是過度功利的個人主義的畸形發展。閻云祥認為，“無公德的個人”出現原因是“私人生活的充分自由與公共生活的嚴格限制”的結果。

閻云祥關于“無公德的個人”出現原因還可以討論，“無公德的個人”在當前中國農村卻有相當的普遍性。

除了“無公德的個人”以外，還可以有更多造詞，比如“無約束的個人”、“無敬畏的個人”、“無底線的個人”、“無責任的個人”、“無義務的個人”、“無集體的個人”，等等，所有這些造詞，都指向當前農村中普遍存在的權利與責任和義務不匹配的個人。

這些個人只講權利，只講個人利益，不講公德，不講責任，不愿承擔義務，甚至沒有基本的敬畏與底線。在當前村莊社會結構性力量快速衰落的格局下面，過度功利的個人主義的畸形發展，造成了社會的解體。“無公德的個人”不只是個人的問題，而且與村莊結構性力量有關系，與村莊政治有關系。

二、

在當前農村女少男多的情況下，農村多子家庭更難娶到媳婦，因為獨子家庭父母往往有更多積蓄，且父母仍然年輕，還有比較多的剩余勞動力為新婚子女幫忙。因此，華北多子家庭普遍出現了娶媳婦難的問題。為了能娶到媳婦，多子家庭父母往往寧愿付出更高的彩禮，建更高大的房子，先為大兒子娶上媳婦再說。

結果，為大兒子娶上媳婦后，父母就很難再有能力為小兒子娶媳婦付高額彩禮及建高大住房。小兒子就可能娶不上媳婦。假若小兒子娶上媳婦了，小兒子和媳婦心里也會不平衡，因為父母為大兒子娶媳婦付出更多。父母為了平衡，盡可能多為小兒子媳婦干活幫襯，又引起大兒子和媳婦的不滿。

《墻頭記》 掙扎在大兒子和小兒子拉扯中的張木匠

總之是父母無論如何做，兩個（更不用說多個了）兒子和媳婦都不滿，怎么做都不對。在父母年齡不老、身體較好時，問題還不太大，一旦父母年齡老了，身體不好，兩個兒子媳婦都不愿承擔贍養父母的責任，辛苦一輩子的父母，悲慘的老年處境可以預見。

華北多子家庭養老中的以上常見圖景源自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村莊結構性力量的衰敗，沒有人站在年老父母立場上講話，沒有人維持日漸孤單的父母的權利；二是個人只講權利不講責任，只計算父母應該給自己的好處，其中任何一點自認為沒有得到的好處都會變成是肆無忌憚差待父母的理由，而且不講責任，甚至缺少基本的虧欠感；三是在村莊激烈的競爭忘記了“發乎于情”的深厚的代際之間的本體性感情，即親密情感。

三、

全國農村更多“無公德的個人”出現在公共領域，我個人親身經歷過這種情景。2003年，我從外面弄來一筆錢支持家鄉打井灌溉，因為灌溉井最大灌溉面積只有200畝左右，井打在什么地方就很重要。經過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了打井地點。結果，打井出水后，一個農民以灌溉井不能灌溉自家農田為由，將井填埋，上萬元的打井費化為烏有。

更普遍的是國家資源下鄉為農民建設基礎設施，便利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國家資源下鄉，項目落地，就要與一些農戶打交道，比如要占地，要損害青苗，要砍樹，甚至要拆廢棄的豬圈牛欄等等，當然也要借道路運輸，要占地堆放建筑材料。

國家資源下鄉，農民是受益者，應當歡迎，表示感激，不過，項目落地要占地，損害青苗，卻是損害了農民這個群體中的某些個人的利益，利益受到損害的農民要求補償也是沒有錯的。

現在的問題是，不是一個地方，而是普遍出現了惠民工程項目落地，農民卻索要高額補償的情況。本來，建惠民工程，要砍一棵樹，這棵樹的實際價值只有200元，樹主卻可能要800元，不給錢就不讓砍樹，項目就無法落地。索要高價的農民甚至理直氣壯，因為他要的是國家的錢，是外面來施工工程隊的錢，而不是本村農民的錢。

在這個過程中，本村農民只是圍觀。事不關己，圍觀而已。國家或工程隊給了高額補償，這個索要高價的農民就成了英雄，有本事，圍觀農民很快也學會當釘子戶索要高價。這樣一來，國家很快就發現，為農民做好事，其實不好做。國家做的好事越多，農民越是變成了“刁民”，惠民工程不僅未能收服民心，反而引發種種問題。

當國家資源下鄉項目落地時，是由國家來直接招標實施工程，就很可能遇到釘子戶，且很可能由一個釘子戶到一眾釘子戶，到所有人都變成釘子戶，結果就是國家資源下鄉事倍功半，效果不好。

出現釘子戶代表農民、農民變釘子戶的原因，顯然不只是農民個人的素質問題也不是個人人品問題，而有更重要的結構性理由。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有敢于強調個人利益的少數人，或者說有釘子戶，或者說有刁民，但是，在正常的社會中，這樣的釘子戶或刁民會受到結構性力量的強烈抑制，處在邊緣化的位置。或者說，得到不應當得到利益的少數人一定是正常社會的邊緣人，否則，所有人都想得到不應當得到多利益，這個社會的基本秩序就無法維系下去了。

現在的問題是，國家資源下鄉，村莊釘子戶向國家索要資源，他的索要并沒有損害同村人的利益。有釘子戶很正常，釘子戶索要高價也很正常，村民圍觀也很正常，結果就是，一旦釘子戶得到好處，所有村民都很快學會在國家項目落地過程中當釘子戶，向國家索要好處。一旦所有人都當釘子戶，國家項目落地就變得無比困難。

四、

國家資源下鄉如果不是由國家直接來項目落地，而是將資源下到村莊，由村民討論如何使用資源；如果國家不是直接資源下鄉，而是以工代賑，民辦公助，一事一議，只有當農民投工投勞完成了項目落地的基礎條件時，國家資源才下到村里來。這樣一種競爭性的資源下鄉就可能刺激地方（村莊）組織起來，以獲得國家資源的投入。

地方組織起來就必須要充分地動員村民，就要將村民個人的利益與村社集體的利益統一起來，就要在村莊中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共同意志或公共意志，這個強有力的公共意志對每個人的行為都有約束。

即使出現了釘子戶，這個釘子戶不顧公共意志的約束，全村村民也有辦法讓他付出聲譽等方面的代價。也就是說釘子戶的行為不再可以傳導，釘子戶代表不了全體村民，全體村民也不會變成釘子戶。這樣，通過村民動員而產生了村莊政治，就為國家資源的落地提供了基礎條件。

五、

現在的問題是，在農村人財物快速流向城市、農村空心化背景下面，在快速的社會變遷下，動員村民的村莊政治還有多大的可能？

沒有村莊政治，好事不好做。

通過資源下鄉來建立村莊政治力量，讓資源下來的同時將農民組織起來，這個方向是對的，具體如何做則還有很多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