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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欣多爾·圣古塔，譯者/周雷】

自從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于1993年夏在美國《外交》雜志上發表題為《文明的沖突？》長文，再加上張維為教授于2011年在《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專著中提出“文明型國家”概念之后，“文明”作為地緣政治分析基礎的觀點一直被批評為過于本質化，即文明既不容易被定義，也不特別具有同質性。以文明為視角的觀點也被指責過于狹隘地關注諸如宗教等“文明方面”的身份定位，而忽略了身份定位的很多其他來源和維度，包括物質和非物質兩個方面。因此，像阿欽·瓦納伊克（Achin Vanaik）這樣的批評者對任何“超越歷史”的文明概念都感到不適，因為這些概念斷言，“在冷戰后的世界里，民族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甚至不是政治，而是文化”【1】。

這種不安與既有的人權理念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些人權理念包括了“普遍性、不可剝奪性、不可分割性、相互依存且相互關聯。這些人權觀念具有普遍性意義，因為這些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這無關于他們生活在哪里、何種性別、什么種族，也無關于他們的宗教信仰、文化屬性以及族裔背景”。【2】

印度總理莫迪在G20峰會舉行前的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特別會議上發表講話 圖自美聯社

人權的“普遍性”因歐洲中心主義【3】和東方主義【4】而飽受質疑，如提出“人權普遍性”中的個體文化（猶太教和基督教中共同存在）特殊性問題。但當與“文明型國家”框架放在一起時，它們的概念清晰度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因為“‘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歷史和文化底蘊。不會跟著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會沿著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經歷磕磕絆絆，但其崛起的勢頭已經不可阻擋，其崛起的方向已經不可逆轉；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并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因為它本身就是不斷產生新坐標的內源性主體文明。這種‘文明型國家’不需要別人認可也可以獨立存在和發展，它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在很多方面與別人不一樣，過去不一樣，現在也與眾不同，今后還是自成體系的”【5】。

對西方和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進行比較，更加強化了張維為、塞巴斯蒂安·邦尼特（Sebastian Bonnet）、納賽爾·比瑞亞（Nasser Biria）等學者的文明分類，他們強調西方與中國和伊斯蘭國家在文化屬性上具有明顯的差異性。然而，這種對比并沒有充分考慮到印度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的概念內化。與流行的看法相反，將印度的民族性定義為其統一文明的副產品，是印度為擺脫英國統治而進行的民族主義運動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在印度國民大會黨（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和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之間基本達成了共識。

關于印度文明，最著名的民族運動領袖和印度國大黨領導人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寫道：“印度文明的趨勢是提高道德水平，而西方文明的趨勢是宣揚不道德行為。前者是基于對神的信仰，而后者是無神的。在這樣的理解和信仰下，每一個熱愛印度的人都應該緊緊抓住古老的印度文明，就像一個孩子緊緊抓住母親的乳房一樣。”【6】

維納亞克·達摩達爾·薩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是甘地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也是印度人民黨的理論奠基人。他在其著作《印度教特性》中首次提出并闡述了“印度教特性”（Hindutva）和“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理論，他對文明的概念同樣深度關注。薩瓦卡將國家概念化，認為國家是“我們對偉大文明的共同表達敬意的紐帶”【7】。

薩瓦卡的對手、甘地的政治繼承人、印度第一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同樣熱衷于印度文明的獨特性與悠久性。他和當時的許多其他民族主義思想家認為，印度文明是印度“自我意識”的基石，也是理解印度作為一個具有凝聚力的文明和國家的自我形象的關鍵。“這一思潮包括了兩大傾向，一是反駁殖民歷史學家對古印度文明的貶低，二是主張印度歷史上的文明統一性。”【8】對“文明”的思考，使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文學家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這樣的“普世主義者”，同拉達·庫穆德·穆克吉（Radha Kumud Mukherji）這樣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聯合起來，他們用“神圣的地理”（sacred geography）來描述印度民族在地理空間上的統一性。

正因為這種共性，在芝加哥召開的1893年世界宗教會議（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s）上，斯瓦米·維韋卡南達（Swami Vivekananda）宣稱印度文明具有相對優越性。他的著作和演講后來在尼赫魯最重要的著作《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中得到了充分體現。甘地、尼赫魯，甚至薩瓦卡，從某種意義上講，都延續了斯瓦米·維韋卡南達關于文明的敘事脈絡，不僅試圖宣傳印度民族的文明根基，而且強調印度與西方國家相比的優勢所在。

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在印度獨立前寫下的著作《印度的發現》

這一論點使印度歷史上在文明方面與西方相比具有了優越性，特別是在民族主義時期，印度文明優越論賦予了這些思想家自信心，他們以印度的藝術和思想成就作為論戰的武器，來抵抗殖民統治者的“文化入侵野心”。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1947年印度獨立后不久，這種敘事的凝聚力就被打破了。印度被英國強行肢解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這個分裂過程并不是和平的，而是伴隨著騷亂、屠殺等各種流血事件。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錫克人之間因教義不同，爆發了大規模騷亂。甘地被一名印度教狂熱分子暗殺。這名狂熱的印度教徒指責甘地對穆斯林過于寬容，且參與了印巴分治事件，這破壞了印度人自古以來形成的關于印度地理空間統一性的文明敘事共識。

一些批評者甚至認為，談論文明就是向印度教文化至上主義屈服。這一論點通過指向薩瓦卡得到了強化。薩瓦卡主張“印度教特性”，主張所有印度人擁有共同的文化身份，認為甘地的一些觀點不符合“印度教特性”。薩瓦卡被指控參與了刺殺甘地的陰謀，后來因缺乏證據而被無罪釋放。但這片陰翳有效地遮蔽了印度的文明敘事，因為談論文明成為反現代化甚至沙文主義的隱喻。

但經過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今天的印度發現自己已經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已經躋身于世界大國行列，且成功超越了它的舊殖民統治者英國，并預計在 2030 年左右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印度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它應該具備什么條件才能配得上這種“偉大”？它能給世界帶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