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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欣多爾·圣古塔，譯者/周雷】

自從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于1993年夏在美國《外交》雜志上發(fā)表題為《文明的沖突？》長文，再加上張維為教授于2011年在《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專著中提出“文明型國家”概念之后，“文明”作為地緣政治分析基礎的觀點一直被批評為過于本質化，即文明既不容易被定義，也不特別具有同質性。以文明為視角的觀點也被指責過于狹隘地關注諸如宗教等“文明方面”的身份定位，而忽略了身份定位的很多其他來源和維度，包括物質和非物質兩個方面。因此，像阿欽·瓦納伊克（Achin Vanaik）這樣的批評者對任何“超越歷史”的文明概念都感到不適，因為這些概念斷言，“在冷戰(zhàn)后的世界里，民族之間最重要的區(qū)別不是意識形態(tài)，甚至不是政治，而是文化”【1】。

這種不安與既有的人權理念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些人權理念包括了“普遍性、不可剝奪性、不可分割性、相互依存且相互關聯。這些人權觀念具有普遍性意義，因為這些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這無關于他們生活在哪里、何種性別、什么種族，也無關于他們的宗教信仰、文化屬性以及族裔背景”?！?】

印度總理莫迪在G20峰會舉行前的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特別會議上發(fā)表講話 圖自美聯社

人權的“普遍性”因歐洲中心主義【3】和東方主義【4】而飽受質疑，如提出“人權普遍性”中的個體文化（猶太教和基督教中共同存在）特殊性問題。但當與“文明型國家”框架放在一起時，它們的概念清晰度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因為“‘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歷史和文化底蘊。不會跟著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會沿著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xù)演變和發(fā)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經歷磕磕絆絆，但其崛起的勢頭已經不可阻擋，其崛起的方向已經不可逆轉；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并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chuàng)性的貢獻，因為它本身就是不斷產生新坐標的內源性主體文明。這種‘文明型國家’不需要別人認可也可以獨立存在和發(fā)展，它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在很多方面與別人不一樣，過去不一樣，現在也與眾不同，今后還是自成體系的”【5】。

對西方和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進行比較，更加強化了張維為、塞巴斯蒂安·邦尼特（Sebastian Bonnet）、納賽爾·比瑞亞（Nasser Biria）等學者的文明分類，他們強調西方與中國和伊斯蘭國家在文化屬性上具有明顯的差異性。然而，這種對比并沒有充分考慮到印度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的概念內化。與流行的看法相反，將印度的民族性定義為其統(tǒng)一文明的副產品，是印度為擺脫英國統(tǒng)治而進行的民族主義運動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在印度國民大會黨（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和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之間基本達成了共識。

關于印度文明，最著名的民族運動領袖和印度國大黨領導人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寫道：“印度文明的趨勢是提高道德水平，而西方文明的趨勢是宣揚不道德行為。前者是基于對神的信仰，而后者是無神的。在這樣的理解和信仰下，每一個熱愛印度的人都應該緊緊抓住古老的印度文明，就像一個孩子緊緊抓住母親的乳房一樣?！薄?】

維納亞克·達摩達爾·薩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是甘地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也是印度人民黨的理論奠基人。他在其著作《印度教特性》中首次提出并闡述了“印度教特性”（Hindutva）和“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理論，他對文明的概念同樣深度關注。薩瓦卡將國家概念化，認為國家是“我們對偉大文明的共同表達敬意的紐帶”【7】。

薩瓦卡的對手、甘地的政治繼承人、印度第一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同樣熱衷于印度文明的獨特性與悠久性。他和當時的許多其他民族主義思想家認為，印度文明是印度“自我意識”的基石，也是理解印度作為一個具有凝聚力的文明和國家的自我形象的關鍵?！斑@一思潮包括了兩大傾向，一是反駁殖民歷史學家對古印度文明的貶低，二是主張印度歷史上的文明統(tǒng)一性?！薄?】對“文明”的思考，使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文學家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這樣的“普世主義者”，同拉達·庫穆德·穆克吉（Radha Kumud Mukherji）這樣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聯合起來，他們用“神圣的地理”（sacred geography）來描述印度民族在地理空間上的統(tǒng)一性。

正因為這種共性，在芝加哥召開的1893年世界宗教會議（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s）上，斯瓦米·維韋卡南達（Swami Vivekananda）宣稱印度文明具有相對優(yōu)越性。他的著作和演講后來在尼赫魯最重要的著作《印度的發(fā)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中得到了充分體現。甘地、尼赫魯，甚至薩瓦卡，從某種意義上講，都延續(xù)了斯瓦米·維韋卡南達關于文明的敘事脈絡，不僅試圖宣傳印度民族的文明根基，而且強調印度與西方國家相比的優(yōu)勢所在。

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在印度獨立前寫下的著作《印度的發(fā)現》

這一論點使印度歷史上在文明方面與西方相比具有了優(yōu)越性，特別是在民族主義時期，印度文明優(yōu)越論賦予了這些思想家自信心，他們以印度的藝術和思想成就作為論戰(zhàn)的武器，來抵抗殖民統(tǒng)治者的“文化入侵野心”。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1947年印度獨立后不久，這種敘事的凝聚力就被打破了。印度被英國強行肢解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這個分裂過程并不是和平的，而是伴隨著騷亂、屠殺等各種流血事件。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錫克人之間因教義不同，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騷亂。甘地被一名印度教狂熱分子暗殺。這名狂熱的印度教徒指責甘地對穆斯林過于寬容，且參與了印巴分治事件，這破壞了印度人自古以來形成的關于印度地理空間統(tǒng)一性的文明敘事共識。

一些批評者甚至認為，談論文明就是向印度教文化至上主義屈服。這一論點通過指向薩瓦卡得到了強化。薩瓦卡主張“印度教特性”，主張所有印度人擁有共同的文化身份，認為甘地的一些觀點不符合“印度教特性”。薩瓦卡被指控參與了刺殺甘地的陰謀，后來因缺乏證據而被無罪釋放。但這片陰翳有效地遮蔽了印度的文明敘事，因為談論文明成為反現代化甚至沙文主義的隱喻。

但經過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今天的印度發(fā)現自己已經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已經躋身于世界大國行列，且成功超越了它的舊殖民統(tǒng)治者英國，并預計在 2030 年左右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印度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它應該具備什么條件才能配得上這種“偉大”？它能給世界帶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