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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位來自江蘇的“官二代”韓松。初到新世界的興奮和期待很快被冰冷的現實取代：四張半草席大小，沒有衛生間，每月租金卻高達2.5萬日元的小租屋；語言不通，獨自生活；更要命的是，當時中日之間的收入及消費水平有著巨大的差距，韓松在需要自己動手買菜做飯的時候才真切感受到了這一點。當時一捆青菜在日本售價約合32元人民幣，是國內的六十幾倍，他每天的花費，竟相當于在國內一個月的工資。

在國內家境優越的韓松一度陷入自我懷疑，他不得不為了基本的生活而拼命打工賺錢，同時還要留出時間學習語言，以求早日考上理想的大學。自此，韓松每天奔波在語言學校、打工的餐廳和租屋之間，打工長達十二個小時，回到租屋就熬夜背單詞，幾乎沒睡過一個好覺。

就這樣，熬了近兩年，暴瘦30斤，韓松在日本站住了，還考入私立名校明治大學，可以說是相當勵志了。

韓松的故事可以算是早期留日學生的縮影，那個時候的中國學生到日本留學，學業和生活的雙重壓力幾乎是標配。而事實上能付得起前期投入，把孩子送到日本正兒八經留學的，已經是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這個群體即使最初很容易感受到國內外生活的巨大落差，但堅持一段時間的打工生活，加上家庭的支持，通常能夠順利考上大學，有一條較光明的發展道路。“打工”的經歷對他們來說，常常是一種值得銘記的“辛苦的成長”。

研修生：遠不止是辛苦

但對于另一群中國在日學生——研修生來說，“打工”這個詞意味的不止是辛苦。嚴格意義上來說，“外國研修生”并不算是“留學生”， 日本在1980年代基于 “技能實習制度”設立“外國人研修制度”,即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可以在最長3年時間內在日本邊勞動邊學習技術的制度。

然而,隨著日本社會逐漸老齡化而導致勞動力缺乏,研修生制度成了變相引進勞動力的方式。1993年日本推出“技能實習生”的在留資格,但是從事的勞動也多是日本人不愿干的低薪的“3K工作”(危險kiken,臟kitanai,累kitsui),這與培訓技術的目標日漸背離。

而由于過去中日之間存在較大收入落差，中國一直是這種研修生的最大來源國。研修制度的確為中國帶來了收益，緩解了部分地區的勞動力就業壓力，也客觀上增加了研修生們的家庭收入。

在日外國研修生人數

但研修生的在日工作生活環境一直受人詬病，據騰訊評論報導，外國研修生問題律師聯絡會指出，許多接收方對研修生實施刻薄的管制，收繳他們的護照、健康保險證，還作出各種非法懲罰規定，工作時間上廁所，忘記鎖門以及穿拖鞋外出等都要被罰款。與此同時，外國研修生來日之前與當地勞務輸出方簽署的合同也存在侵害人權的內容。

日本《產經新聞》報道稱，2011年至2016年的五年間，“失蹤”研修生人數不斷增加，“失蹤”的中國研修生已累計超過一萬人。另外，《日本時報》2016年的一篇報道稱，2015年，共有5803名在日研修生失蹤，其中來自中國的為3116人，占到一大半。過去5年，這個數字一直在不斷增加。而那些失蹤的人口，則很有可能成為黑市勞動力。

中日國力格局之變翻轉留學方向

不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隨著中日國力格局的不斷逆轉，我國赴日留學、研修的熱潮不斷退燒，中國留學生群體的生活狀態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而由于日本近年經濟不景氣，又受到日元持續貶值影響，外國研修生的收入進一步縮水。另外，隨著中國收入的逐漸提高，愿意遠赴日本賺辛苦錢的中國人也越來越少。據中新網引日媒報導，截至2015年6月，在日中國技能實習生有96120人 ，與2012年末的111395人相比，降幅明顯。

有趣的是，中日雙邊留學格局亦正悄然生變。據統計，自2012年末到2015年6月，全日本在籍中國人留學生從113980人減至104051人。而日本文部省科學省資料顯示，2012年起，中國成為日本第一留學目的國，日本赴中國留學生已達2萬人，自1983年調查以來首次超過美國。

與此同時，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就業層次不斷提高。2012年末，持有“技術·國際業務·人文知識”在留資格的中國人有54461人，到2015年6月，已增至59755人。同一時期，持有“經營管理”在留資格的中國人也從4423人增長至7318人。

對此，中國留日同學總會會長汪先恩先生在受訪時就表示：“現在到日本的留學生都有相對比較好的經濟基礎和語言基礎，學歷也比較高，很多都是過來讀研究生的，屬于鍍金性質。他們留在日本從事的工作也比改革開放前那一批更加體面。如今，在日留學生已經成為日中友好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