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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人的記載中還出現囊括各地食鼠風俗的記錄，《清稗類鈔》中不僅有粵人食鼠的記載，另外還有北方以及西北方地區不同鼠類作為食材的相關描述：

粵肴有所謂蜜唧燒烤者，鼠也。豢鼠生子，自毛長分許，浸蜜中。食時，主人斟酒，侍者分送，入口之際，尚唧唧作聲。然非上賓，無此盛設也，其大者如貓，則十之以為脯。

青海有鼩鼠，窟處土中，黃灰色，較家鼠身肥短，尾不及寸。上人有捕而炰啖者，加辣椒，味甚美。有游青海者嘗食之，謂實勝于粵人所食之鼠也。

黃鼠，產云中，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見其中作小土窖，若床榻之狀，則牡牝所居之處也。至秋，則蓄黍、菽、草木之實以御冬。天氣晴和，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竄入穴。惟畏地猴，縱地猴入其穴，則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時曾為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滴鯐r，山右人甚珍之。

這里記錄的“蜜唧”有了更多豐富的內涵，除了唐代傳下來的飼蜜食法外，燒烤與風干也列入其中，不過就“大者如貓”的描述來看，所指很可能為竹鼠，故此條應是對鼠類食材的泛指。與之相關，清初人谷應泰記載了五嶺地區僚人食蜜唧的風俗，而這些僚人的生活狀態則是“好依深山積木居，射生為活，雜食蟲豸”。

概言之，當時類似狩獵采集經濟狀態的部分人群保有食鼠的習慣，文獻中他們往往被當作“四夷”而與“華夏”相隔離，而“食鼠”便成了“夷夏大防”觀念下顯示非農耕生計的特殊符號之一。再聯系前文史前時代捕鼠而食的例子，似乎可以推知在以農耕為業前，東亞大陸居民的食譜范圍要比今人想象的廣泛很多。反過來，隨著農耕的擴張，食鼠作為普遍的習俗已然消失，但仍然保留在部分地區，尤其是游牧區與山區的原住民生活中。而上所提到的北方和西北游牧地帶人們所食用的（宣化）黃鼠，其實是當地人們一種由來已久的飲食風俗——據元天歷三年（1330年）成書的《飲膳正要》所示，元代有兩種老鼠用作食材，一為黃鼠，一為土撥鼠：

塔剌不花，一名土撥鼠。味甘，無毒。主野雞痿瘡。煮食之宜人。生山后草澤中。北人掘取以食，雖肥，煮則無油，湯無味。多食難克化，微動氣。

黃鼠，味甘，平，無毒。多食發瘡。

此類老鼠為中國北部與西北部游牧人群的食材，塔剌不花（土撥鼠）生存的“山澤”環境與藥用法與《本草綱目》記載吻合，此處還詳細記錄了其味旨與副作用，故推測其為元明時期西北地區，尤其是草原上的人們捕獲而食。黃鼠，據《清稗類鈔》是今山西河北一帶的土產，《飲膳正要》的譯注者在注釋中也指出在金、元時期，黃鼠被用羊奶飼養而專供皇帝食用。

不僅在北方與西北，南方海島上一些采集兼農耕的民族也有捕捉老鼠的習慣，如海南島的本地黎幾乎家家都捕鼠，種類達數種。如今在西藏林芝的察隅地區，當地人還有著烤食鼠類（似為竹鼠）的飲食習慣。

放眼世界，太平洋上新幾內亞地區的僧巴珈人以當地捕獲的多種鼠類為食。這些民族志材料似乎都可以間接說明上古時期人們食鼠的風俗，只不過由于后來農耕經濟的發展，食鼠的習慣只殘存在個別地區和群體上，隨之因為老鼠偷食糧食的習性，其本身也被逐漸污名化。到了當代，現代飲食文化與生物學知識的普及，老鼠作為傳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熱等傳染病的宿主，更為人所厭惡，在中國則成為“四害”之一。食鼠這一行為，絕大多數人本能地會加以排斥，更不會想到它曾是先人的食材之一。

四、余論：我們該如何看待過去？

食鼠的習俗已遠離絕大多數國人，學者亦然。當遇到考古發現的褐家鼠遺骨時，便不假思索地提出“后期侵入說”作解，而沒有停下來稍加思考。“以今度古”是大家習以為常的思考方式。

不過，對于以研究“過去”為對象的史學與考古學而言，則必須要將這些慣常的思維方式“懸置”起來，才能進入過去。否則，會犯下無數與此相類的錯誤——如在另一篇陜西地區動物遺存的研究中，作者就又得出相近的結論：“鼠類是穴居動物，有可能是遺址廢棄后后期侵入的，即便是當時的，也不大可能用來作為肉食，因此不予考慮?！笨此浦皇钦麄€研究中的細枝末節，但背后的思維方式卻不能不警惕。

八十多年前，英國史學家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將這種“以‘當下’作為準繩和參照來研究過去”的思維方式概括為“輝格式史學”，這種史學的特點之一就是“站在20世紀的頂峰，并且從他所處時代的觀點來組織歷史圖式”，這樣以“當下”作為參照系便使研究者“必然會認為他的工作要求他關注過去與現在的相似之處，而不是關注相異之處”。結果是產生認識上的謬誤，其“來源于歷史學家將史實從歷史情境中抽離出來而做判斷的實踐，亦即，來源于歷史學家以今為鑒來衡量和編纂歷史故事的實踐”，其背后的思維方式“不僅僅是輝格派的專利”，而是“所有歷史學家都有可能陷于其中的未經反省的思維習慣”。更早以前，恩格斯便討論過在“按歷史順序和現今結果”來研究歷史問題時，要認識到相似的情況也因社會歷史等條件不同而有差異，“情況的重復是例外而不是通例”，“由于歷史材料不足，甚至永遠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誰要以真正的、不變的、最后的終極的真理的標準來衡量認識，那么，他只是證明他自己的無知和荒謬”。同樣，“輝格式史學”的特點也被當代學者形象地概括為“倒放電影”“結果驅動（result-driven）”的視角等，所有類似的理論反思，皆強調了站在今天或結果的立場上回望過去所存在的陷阱與局限。

反思“漢景帝不吃老鼠”這一后見之明，不僅僅是去糾正對考古發現的誤解，更是提醒學者“以今度古”的慣性思維可能導致的認識偏差。這既是對今天行為與思考邏輯的相對化，也是對古人行為與思考方式的尊重，亦是對當今不同群體行為、生活乃至思想的一種尊重。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9年第10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