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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文章中，胡鞍鋼教授談到了毛澤東時代對鄧小平的影響，正是毛澤東為鄧小平改革開放開啟戰略機遇窗口，以及為什么是鄧小平決定了對外開放兩個問題。本文主要關注鄧小平與農村改革。

鄧小平最早對“農業學大寨”的作法提出質疑，并提出農業自由化的思路，積極支持小崗村“包產到戶”，把農村作為中國改革的突破口，多次視察農村情況，連續五年的中央1號文件都是關注農村問題。最終，農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并帶動了城市改革的推進?！?/p>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起點是從1978年開始的農村改革，后者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案例。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D·蓋爾·約翰遜對此作了高度評價：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時候發生的革命，都不能與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相媲美。[1]

鄧小平把農村作為中國改革的突破口

中國農業、農村改革的國情背景與歷史背景

為什么中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突破？農村的改革為何能夠取得驚人的成功？對此，鄧小平曾作了解釋。他說，因為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面就不穩定，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

中國最大的國情是人口多，實際上是農村人口多，而農村人口多則是貧困人口多。按照國家貧困線1978年時中國的農村貧困人口為2.5億人；按照國際貧困線中國的農村貧困人口至少在7億人。如果在農村地區發動改革就會使絕大多數貧困人口“脫貧致富”。

建國以來黨內對農民的看法始終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富民論”，就是讓農民發家致富；另一種是批判富民路線。1959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朱德在廬山會議中南組談到，要認識農民還是私有者這一面，對農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農民富了怕什么，要讓農民想辦法過好日子，成家立業。家庭制度應當鞏固起來，否則，有錢就花光。原則上應回到家庭（制度）過日子?？傊?，要讓農民富裕起來，不會成（為）富農路線。[2]應當說朱德得看法反映了當時大多數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的主流思路，即讓幾億農民致富的思路，但毛澤東認為這一富民政策是“富農路線”，擔心走資本主義道路。對此，黨內始終存在兩種不同（對基本國情）基本認識分歧和治國路線之爭，在中央領導集體中是多數與少數人（主要是毛澤東本人）之爭。[3]

但是廣大中國農民也在不斷地自發創新，包括各種形式的包產：包產到隊，包產到組，包產到戶。而且“包”的單位越小，農民的積極性就越高。從經濟學角度看，監督管理的信息成本就越低，免費搭車的可能性就越小，經濟激勵的程度就越大。這就是“包產到戶”改革的經濟學原理。

從建國以來，農村曾出現多次包產到戶改革，最大的一次是1961年到1962年的“責任田”、“包產到戶”。當時中國領導人是相當務實的，不只是主管農業的負責人，而且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尤其是陳云、鄧小平，從中國農村的實際出發，尊重廣大農民的意愿，積極推動農業自由化改革。十分可惜的是，毛澤東堅決反對包產到戶，稱之為“刮邪風”，[4]不僅撤消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及鄧子恢的部長職務，還將陳云視為老“右傾”。中國農村改革就此終結。隨后，領導人大力提倡“農業學大寨”，作為中國農業發展道路的方向和模式。[5]

無論是中國的領導人如鄧小平、陳云還是普通中國農民對“包產到戶”總是情有獨鐘，盡管這一制度創新夭折，但卻留在人們的歷史記憶之中，一旦改革時機成熟，就會出現“星星之火，燎原之勢”。這是中國改革最初的“種子”，它存在于十分落后的農村之中，存在于億萬農民歷史記憶之中，也存在于變革型領導人的腦海之中。

從“學大寨”到農業自由化政策的轉變

16年之后，中國爆發了一場空前的農村改革絕非偶然，既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也基于深刻的農業危機。鄧小平推動農業改革的基本背景是此前已延續了十余年的大寨農業模式。[6]但是， 在1976年之前的二十年間，我國糧食增長率和人均糧食占有量并沒有增加，棉花產量連續11年徘徊，油料產量還停留在1952年的水平，糖產量從1973年后就沒有增長。農業停滯。[7]盡管大寨精神是可佳的，但大寨之路仍無法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更談不上使中國農民富裕起來。這是一條老路。然而，文革結束后，“農業學大寨”是中國領導人對農村發展的主流思路，包括部分后來積極主張農村改革的領導人，仍繼續堅持“農業學大寨”。[8]

鄧小平是最早對“農業學大寨”的作法提出質疑的，并提出農業自由化的思路。1977年9月16日他在吉林考察就指出，學大寨要實事求是，學它們的基本經驗，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學態度。大寨有些東西不能學，也不可能學。比如評工記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國其他人民公社、大隊就不可能這樣做。取消集貿市場也不可能，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學，小自由完全沒有了也不能學。全國調整農業經濟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復小自由，這也是實事求是。總之，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9]

盡管大寨精神是可佳的，但大寨之路仍無法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第二次會議上談到農業問題時，對二十年來中國農村、農民的真實情況作了深刻反省。[10]陳云在發言中尖銳指出：“建國快30年了，現在還有討飯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頭，不能讓農民喘不過氣來。如果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恐怕農民就會造反，支部書記會帶隊進城要飯。”[11]陳云的看法也得到其他中央委員的贊同。[12]

胡耀邦在發言中不同意有些人用我們中國以不到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來安慰自己。他說“養活”有各種各樣的養活?？凡税肽晔?ldquo;養活”，豐衣足食、營養充足、體質好也是“養活”。他認為，現在我國農民養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他提出有些農村體制如“政社合一”就應該改變?；\統地說集體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集體經濟如果辦得不好就不能充分發揮農民的積極性，那就根本沒有什么優越性。[13]

紀登奎（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央工作會議第二次會議上談農業問題，他介紹農民口糧人均在300斤以下，“吃不飽肚子”，“應當給他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全國有近四分之一到生產隊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按可比價格計算農民平均每年只增加收入五角錢，“連簡單的再生產都難以維持”。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發言介紹，安徽省人均糧食占有量至今沒有達到1955年度水平。1955年人均糧食占有量為768斤，1977年降為652斤，與1949年比，建國28年只增加4斤?；幢鞭r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別山老根據地一些農民穿不上褲子，蓋不上被子，實在叫人難過。[14]

這表明，“人民公社運動”的二十年的實踐表明，中國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人均糧食產量停滯不前，“農業學大寨”的老路就是農業停滯之路，中國農業發展需要另辟新路，這就是放松對農業的經濟管制，取消對農民的政治強制，解放農民，讓農民獲得經濟自由，激發他們的活力。

調整國家與農民的關系

正是國家與農民的關稅矛盾和農民生存危機促進了中共中央的深刻反省。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中正式反映了出來。[15]草案沒有再提“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并承認我國農業的發展走過了曲折的道路，[16]決定立即停止和根本改變相關錯誤的農村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農村經濟政策，包括提出“先富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它意味著根本改變長期以來打擊富農路線，為農民發展家庭經濟、勞動致富開“綠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農業學大寨”老路的揚棄，表明中國農業發展將另辟新路，這就是放松對農業的經濟管制，取消對農民的政治強制，解放農民，讓農民獲得經濟自由。

1979年9月28日，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了《關于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對我國農業現狀的分析、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部署，決定提出了25項發展農業生產力的政策，代表了第二次農業自由化政策，被視為“拉開中國農村革命序幕的標志”。[17]

中國農業改革既包括一系列制度創新如實行家庭聯產責任制，也包括一系列政策創新，旨在通過農業自由化政策形成新的激勵機制，即激活了8億農村人口、3億農村勞動力的活力。這些政策包括：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進一步縮小工農產品“剪刀差”；縮小農產品的統購派購范圍，降低征購指標，加大農民出售農產品的自主權；開放城鄉農貿市場，促進城鄉貿易關系；實行農業多樣化方針，調整農村經濟結構等等。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在經歷了兩年（1976年10月-1978年10月）的徘徊、試錯，包括黨中央內部高層的政治分歧、政治博弈、再到政治共識之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發動了中國農村改革，進而啟動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全會的首要任務是將黨的中心工作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調整到經濟建設上來，其次就是調整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城市市民與農民的利益關系：從禁止農業自由化轉向限制農業自由化，再到鼓勵農業自由化；從拼命索取農業剩余轉向扶植農業，再到讓農民“休養、生息”；從大批（判）大割農民的“資本主義尾巴”轉向鼓勵和倡導“先富論”的富民政策；從強制性的違背農民意愿的“窮過渡”的做法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再退一步”轉向“家庭聯產承包制”。

中國的農業改革是誕生于安徽最貧窮的小村莊——小崗村里，后來成為一場全國性的改革運動

小崗村“包產到戶”的偉大創舉

中國的改革首先是從計劃經濟體制比較薄弱的廣大農村取得突破性進展，農村的改革一開始就進入了制度創新過程，即農民發明了“包產到戶”這種誘致性制度變遷，務實的地方負責人帶頭突破“學大寨”的政治約束，允許農民自發創新，在經過一場政治博弈，取得了鄧小平等最高領導人強有力的政治支持，又以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形式在全國推廣。

中國的農村改革發源于安徽省絕非是偶然的，它有著當地負責人和農民的歷史記憶。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在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的支持下，實行過“五統一”的田間管理責任制。當時，曾希圣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但只試行了1年多時間，1962年毛澤東又改變決策，派李葆華任第一書記，進行糾正。[18]

中國的農業改革是誕生于安徽最貧窮的一個小村莊里，后來成為一場全國性的改革運動。[19]1978年12月在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同時，安徽鳳陽縣小崗村搞了全國第一個“包干到戶”，將全村517畝地按人口包到18家農戶，10頭耕牛統一作價后每兩戶包一頭。當時全村共34戶，175人，有土地1100畝，30頭牲畜。那一年小崗村正經歷著嚴重的饑荒，許多農民不得不在等死和外出乞討中做出選擇。

這說明，他們決定采取的行動在當時是不容許的，還要冒很大的個人或家庭風險的。但是這一改革很快就顯示了它的收益與潛力。1979年的糧食生產相當于1966－1970年5年的糧食總產，油料總產超過過去20年的總產，生豬飼養量創下了歷史最高記錄，人均收入超過400元，社員人均分配現金200元，成為全縣的冒尖隊。由于違反了有關文件規定，小崗村的作法在1979年12月被取締，由包干到戶轉為包干到組。[20]

中國的農業改革并不是一步到位的，也不是預先有什么改革方案的，甚至這一改革還違反中央的某些精神和規定，是農民自發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也是農民的偉大創舉，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北京政治官僚或技術官僚的文件，如果不是得到鄧小平等最高領導人的政治支持，中國的農村改革就不會演變“自上而下”的改革，迅速傳遍和擴散到全中國所有的農村大地。

此次農業、農村的改革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相互結合的改革，又是兩者互動的改革，可以視為“重大轉變”。它已遠遠超出在毛澤東時代曾多次出現的暫短的農業政策調整或改進，也遠遠超過改革之初領導人的設想和人為限制，更是大大超過同期以國有經濟為主、集體經濟為輔的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

到1980年底，全國實行“雙包”的生產隊已經從1979年的10%上升到25%。1980年到1981年秋天，全國各地區的人民公社由統一經營向分戶經營轉變；包產到組向包產到戶轉變；包產向包干轉變。

農村剛剛一改革就立即顯示了明顯成效，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經濟大發展。農業總產值在1980年達到1922.6億元的歷史記錄之上又創新高，一舉突破2000億元大關，達到2180.62億元；在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因農業結構調整而減少約2%的情況下，糧食總產量增加了446萬噸，棉花、油料等作物產量增長更快。[21]

5個中央1號文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這是第一個中央“1號文件”。 中央“1號文件”獲得鄧小平和陳云的強有利支持，鄧小平表示完全贊同，陳云表示這是個好文件，我贊成。由于該文件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胡耀邦提出，農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個戰略性文件，下次還要發“1號文件”。此后五年，每年中央“1號文件”都是關于農村和農業政策。[22]

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獲得了黨的十二大的首肯。1982年9月，胡耀邦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指出，這幾年來農村建立的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進一步解放了生產力，必須長期堅持下去，只能在總結群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加以完善，決不能違背群眾意愿輕率變動，更不能走回頭路。[23]

從1982到1986年，中共中央先后發布了5份“1號文件”。每年的中央“1號文件”都是關于農村和農業政策的戰略性文件，先后將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都視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對各種形式的責任制給予合法性；[24]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將使農業社會主義合作化的具體道路更加符合我國的實際；[25]預見并支持了農業生產向深度廣度進軍，為改變人口和工業的布局創造條件；[26]取消30年來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制度，對糧、棉等少數重要產品采取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27]明確了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一定程度的生產資料占有的差別不會構成對社會主義基礎的威脅。[28]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1987年時曾談到，農村改革開始的時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贊成改革。還有一些省猶豫徘徊，有的觀望了一年才跟上，有的觀望了兩年才跟上。中央的方針是等待他們，讓事實教育他們。[29]這反映了鄧小平務實的改革策略，一方面鼓勵地方創新，積極探索改革之路，另一方面允許有不同意見，經過實踐檢驗，讓事實證明，形成新的政治共識，從而推動各地的改革。這成為一種新的改革模式：先是“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不斷地“試錯”，取得經驗，而后是“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全面改革。這是比較成功的“中國改革”方法論，將人民的創新、地方的創新與中央的創新有機地結合起來。

鄧小平視察農村工作

農村改革是窮人最受益的改革

1978-1985年時期中國的農村改革被視為是廣大窮人普遍受益的改革，因而也是最成功的改革。

首先，農村人均收入出現前所未有的高增長。1978-1985年期間，按不變價格計算，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2.7倍，年平均增長率為15.2%。農民農業收入的增加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人均農產品產量的提高，二是農產品相對價格的提高。在80年代中期以前，農民收入的增長主要表現為其農業收入的提高，而后者又得益于農產品產量提高和農產品相對價格提高的雙重作用。這一時期的農村經濟增長可以說是一種有利于貧困人口的增長方式。[30]

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由1978年62.2%的絕對貧困型，下降至1984年的59.2%，反映了從“絕對貧困型”迅速轉向“溫飽型”。其中在1988年恩格爾系數降至54.0%。

這一時期中國農村改革取得成功，突出表現為大幅度減少絕對貧困人口。按國家貧困線標準，1978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為2.5億人，到1985年減少為1.25億人。與此同時，貧困發生率由30.7%下降為14.8%。

如果從國際貧困線看，[31]據世界銀行（2008）估計，1981年中國貧困人口仍有7.3億人，貧困發生率為73.5%,是世界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占世界貧困人口總量的47.6%，這些指標都明顯地高于印度。到1987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為4.12億人，貧困發生率減少為38.09%,中國占世界總量比重下降為33.6%。

1980－1985年期間農村居民不同人均純收入組中，人均純收入低于100元組比重由9.80%下降為0.96%，人均純收入在100－200元組比重由51.80%下降為11.66%。有的學者認為，農民獲得更多的經濟自由如自由支配土地等生產資料，農產品銷售市場放開進而市場化，都更加激勵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32]

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相對差距呈大幅度下降趨勢，由1978年的2.57倍，下降為1985年的1.86倍。但是1985年以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上升趨勢，到1991年上升到2.40倍。

由此可知，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富民的手段。在中國就要使得絕大多數人口受益。因此，一個成功的改革的標志，就一定是使絕大多數人受益的改革，特別是使那些最貧窮的人首先受益、大為受益。可以認為，農村改革初期（1978-1985年）就是最為成功的改革。這也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認為，農業部門既是中國的機遇所在，也是她的薄弱環節。美國用4億英畝供養2.3億人口，而中國用2.5億英畝供養10億人口。中國政府投入大量的科技力量去搞“綠色革命”，加之鄧小平提倡進行發展市場經濟的改革和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以使過去5年的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在1979-1983年期間，就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出現經濟衰退之時，8億中國農民的收入卻增加了70%，他們的熱量攝入量幾乎與巴西人或馬來西亞人一樣高。[33]

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

如果說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大發明是家庭聯產承包制的話，那么第二大發明則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34]50年代以來中國的工業化是國家工業化，即國家發動、國家主導、國家投資、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工業化，排斥了民間參與、非國有經濟參與，同時也是城市工業化，即以城市為主導、為主體，又排斥了農村工業化、農民參與。改革以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使中國農民找到了一條參與工業化的現實途徑，從而徹底改變了中國工業化的發展模式。[35]1984年中共中央4號文件將鄉鎮企業定位為“是多種經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業生產的重要支柱，是廣大農民群眾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是國家財政收入新的重要來源”，是“國民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國營企業的重要補充”，提出“對鄉鎮企業要和國營企業，一視同仁，給予必要的扶持”。[36]在中央的支持下，一方面城市工業或國營企業向農村輻射、擴散、傳播、轉移，另一方面鄉鎮企業向城市進入，參與、合作、競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工業化與農村工業化相互關聯，相互融合的新趨勢，強有力地促進了80年代中國工業化的高速發展。

農村鄉鎮企業創造了大量新增就業，從1978年2827萬人增至1985年6967萬人，增加了1.47倍，平均年增長率高達13.4%。[37]這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高的記錄。

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是中國農民的第二大發明，大大地改變了長期以來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在農村地區形成了新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即農業與非農業兩個部分，進而使中國社會形成了新的“三元經濟社會結構”，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農村非農業經濟成為中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從鄉村為主的社會到城市為主的社會過渡的形式和載體。

（此文完成于2014年8月15日，應觀察者網之邀為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而作，楊竺松協助整理。）

注：

[1]D•蓋爾•約翰遜：《經濟發展中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中文版，vi和vii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何蓬著：《毛澤東時代得中國（1949－1976）》（二），139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

[3]胡鞍鋼著：《中國政治經濟史論》，第二版，276~277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

[4]毛澤東說，修正主義也是一種瘟疫。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我曾經說過，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因此，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一九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那一次，如果我們點頭了，你們在座的其他人，當時可能反對，也可能不一定。這樣的經驗很多，國內國外、正面反面的都有?！睹珴蓶|聽取羅瑞卿匯報備戰問題時的插話記錄》（1965年8月11日），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1393~139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5]1964年3月28日，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陶魯茄向毛澤東匯報大寨事跡。毛澤東高興地說:“窮山溝里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澤東對國家計委領導小組的同志說:“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它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1964年12月21日，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介紹了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的大寨大隊，稱為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九冊，第41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

[6]大寨是山西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大隊，是一個土地十分貧瘠（稱為七溝八梁一面坡），自然環境十分惡劣，十分貧窮落后的小山村。合作化之后，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帶領農民開山鑿坡，修造梯田，使土地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相比合作社之前，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大寨之路》通訊報道，并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1965年1月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正式提出“全國所有社（人民公社）、隊（生產隊）都要像大寨那樣自力更生發展農業”。見馮健、李峰主編：《通訊名作100篇》，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7]肖冬連：《崛起與徘徊－十年農村的回顧與前瞻》，32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8]1977年7月22日，李先念在《濟寧地區搞農田基本建設大會戰的做法》的批語中指出，東西南北中，無論是山地也好，平原也好，洼地（注：實際上是濕地），或者更多復雜的地區也好，只要堅持黨的路線和政策，都像這樣學大寨，都像這樣因地制宜、扎扎實實地大干的話，我們的農業生產不上去才怪呢！李先念：《搞好農田基本建設》（1977年7月22日），見《建國以來李先念文稿》第4冊，4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37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10]陳云在發言中尖銳指出：“建國快30年了，現在還有討飯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頭，不能讓農民喘不過氣來。如果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恐怕農民就會造反，支部書記會帶隊進城要飯。”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云傳》（下），1497~149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云傳》（下），1497~149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12]蔣南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現在有1億多農民口糧在300斤以下，吃不飽，如果不下最大的決心迅速緩和農民的緊張狀態，我國整個政治、經濟的形勢就不能擺脫被動的局面。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云傳》（下），150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13]于光遠著：《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臺前幕后》，44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14]于光遠著：《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臺前幕后》，52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15]從1957年至1978年，全國人口增長3億，非農業人口增加4000萬，耕地面積卻由于基本建設用地等原因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因此，盡管單位面積產量和糧食總產量都有了增長，1978年全國平均每人全年的糧食大體上還只相當于1957年。

[16]這包括，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中，犯了“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的錯誤，再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退專家，我國農業發展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遭到了嚴重挫折。在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推行極左路線，嚴重破壞了黨在農村的各級組織、各項政策和黨的優良傳統作風，破壞了集體經濟和工農聯盟，極大地挫傷了廣大農民和干部的積極性。

[17]陳錫文，趙陽、羅丹著：《中國農村政策30年回顧與展望》，第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8]杜潤生著：《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1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9]王輝著：《漸進革命：震蕩世界的中國改革之路》，中文版，73頁，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8。

[20]1980年初全縣又開始興起包產到戶，約有80%的農戶包產到戶。

[21]董輔礽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卷），54~55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2]杜潤生著：《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135~13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3]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8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4]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紀要》（1981年12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下），1062-106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5]《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2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6]《中共中央關于1984年農村工作通知》（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424-4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7]《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1985年1月1日），《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610-6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8]《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一九八六年農村工作的部署》（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877-87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9]鄧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0]《中國發展報告2007：在發展中消除貧困》，第5頁，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7。
 
[31]按1993年國際價格并按購買力平價（PPP）調整的每日不足1美元的人口。

[32]《中國發展報告2007：在發展中消除貧困》，第13頁，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7。

[33]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中文版，444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

[34]鄧小平講，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見鄧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鄧小平還把鄉鎮企業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視為廣大農民的發明，是群眾的智慧、集體的智慧。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135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35]董輔礽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卷），207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36]《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農牧漁業部和部黨組<關于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的通知》（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439～44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7]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3），127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