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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的初期（至少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之前），中國領導人和理論家并沒有能夠制定一個目標十分明確的改革藍圖，對改什么、如何改并不十分清晰。這是因為中國社會本身十分錯綜復雜，中國改革過程充滿各種風險和極多極大的不確定性，并不像人們包括領導人所認為的那樣容易、簡單。

因此，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經歷了一個先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再擺脫計劃經濟體制，進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摸著石頭過河”，采用務實主義、漸進改革方式進行的過程。

不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線索還是如何認識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以及在現實中如何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既是一個不斷實踐檢驗正確與錯誤的過程，又是關于這方面國內外知識積累的過程，還是不斷形成政治共識的過程。前人為后人提供了經驗與教訓，后人也繼承和突破了前人的知識和理論。

鄧小平開啟了改革開放之路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背景

即使在計劃經濟時期，務實的中國領導人也不是完全照搬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在自主探索和不斷實踐中提出了極其重要的突破和大膽的創意。

劉少奇曾提出社會主義經濟計劃要有多樣性、靈活性。他說，“一方面自由市場可以補充當前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幫助我們在經濟上搞多樣性和靈活性”，[1]“應當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的一定范圍內，允許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展，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2]這一觀點，既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共識，更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首次創新。

陳云是最早對前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模式提出“修正”或“補充”的領導人，他不僅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者之一，還是提倡用市場機制作為國家計劃的補充的倡導者。[3]1956年9月，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陳云就提出，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資本主義國家是小計劃、大自由。我們要大計劃、小自由。個體經濟是集體所有制的補充。[4]這是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是一個重大突破。十分可惜的是，盡管陳云的經濟主張在黨的八大決議中被采用，[5]但在隨后的20多年中始終未能成為中共中央的主流思想，這使得中國改革和擺脫計劃經濟體制模式至少推遲了20多年。但他的主張給黨的領導人留下了歷史記憶，改革開放后，陳云的經濟思想成為中共中央的主流思想。[6]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早在1958年就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問題。他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7]毛澤東的這些觀點已經講清楚了商品生產即商品經濟是客觀經濟法則，資本主義可以采用，社會主義也可以采用。

十分可惜的是，毛澤東的觀點沒有正式公開發表，也沒有將這一創新進行到底，并付諸實踐，但為他的戰友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領導人留下歷史記憶，也成為后來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歷史來源。中國共產黨不只是一個長期執政黨，還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學習知識組織，可以集中全黨全國智慧，激勵全社會觀念創新和制度創新。任何改革創新都可能追溯到前人的改革創新，當然任何改革創新都有可能失敗，但仍會成為后人的財富，這符合“前人種樹、后人乘涼”的效果和邏輯。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

在改革初期，中國領導人把“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經濟發展的失敗主要歸咎于前20年（1957-1977年）思想激進的“左”傾經濟戰略和政策，而不是計劃經濟體制本身的欠缺。因此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初目標是改革和完善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建立和實施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而不是用市場經濟體制來取代。[8]

1981年6月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于繼續前進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9]中國的經濟體制不是一套固定的模式，而是具有很大彈性和適應性，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創新具體的體制形式。事實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踐也是這樣不斷探索、不斷試錯、不斷適應的漸變和部分質變過程：第一步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框架下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第二步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第三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

中國的改革開放并不是外界或外部強加的，而是有內部改革型領導人自身根據內外部挑戰主動提出、主動發動、主動推動，因而她的改革是自我改革、自我完善，也是自我發展的。這種情況大大不同于其他經濟轉軌國家。

陳云、鄧小平和李先念都曾是中國50年代計劃經濟體制的主要設計者和執行者，例如陳云主持編制“一五”計劃綱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組，鄧小平是成員之一，從1954年起李先念是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兼國務院第五辦公室主任，負責制定“一五”時期的財政計劃和籌集所需建設資金。[10]他們非常務實，也曾前后對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作過較為深刻的反省和批評，并提倡更大范圍地發揮市場作用。他們也是60年代初期經濟調整的主要倡導者和執行者，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及其后果有著刻骨銘心的歷史記憶。這些歷史經驗都成為他們發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寶貴財富。

李先念（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最先提出中國需要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命題。1978年9月9日，他在國務院務虛會議上首次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命題。他指出，我們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不適應經濟基礎要求的上層建筑。[11]這次會議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端，李先念的講話是我國經濟改革的前奏，也是具有標志性的歷史文獻。

9月16日，鄧小平指出，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在多方面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于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各條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長遠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能擺脫目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的落后狀態。[12]

李先念、鄧小平的核心觀點正式寫入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之中。

1982年8月14日，李先念、鄧小平、陳云在北京

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講，他同陳云同志談，他們一致同意，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大補充。國內要競爭一下，不管東西好壞。[13]

3月8日，陳云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的重要思想，即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必須有兩部分，一為計劃經濟部分，二為市場調節部分；而且，在今后的經濟體制改革中，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部分不是此漲彼消的關系，而是都相應地增加。[14]這表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內部人改革”而不是“外部人改革”，是“局部否定”而不是“全盤否定”，是“部分改革”而不是“推倒重來”。這是十分務實的做法。

在如何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上，中央高層內部存在不同觀點，主要源于對市場經濟知識的不同理解。對此，鄧小平于1979年11月26日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觀點。他認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可以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15]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并不排斥市場經濟，而且可以搞市場經濟，其目的是利用市場經濟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擺脫貧困落后的面貌。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但還不是黨內政治共識。

1981年11月至1982年1月，陳云先后多次談“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問題。[16]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確定從1981年到20世紀末20年間中國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和戰略步驟。陳云提出的“一要吃飯，二要建設”，“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等主張為大會報告采納，被確定為指導經濟建設的重要原則和經濟體制改革初期的目標模式。大會報告同時也明確提出，“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要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17]

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實踐的深入，務實主義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等并沒有停留在黨的十二大方針上，他們也會突破自己。不到兩年，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十二屆三中全會究竟開什么內容時，鄧小平說，最理想的是要搞一個改革的文件，十一屆三中全會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這次三中全會能不能搞一個改革文件，這個文件將對全黨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中央成立由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胡喬木、姚依林、田紀云組成的文件起草領導小組，從1984年5月開始組織一些同志對文件的起草進行醞釀，先后找有關部門、有關省市的領導開座談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思路由此取得更大突破。

1984年9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向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云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議，對中國的經濟體制作如下概括：第一，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第二，個體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第三，計劃經濟不等于指令性計劃為主。在當前和今后的相當長時間內，我們的方針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第四，指導性計劃主要是用經濟手段來調解，指令性計劃也必須考慮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計劃第一，價值規律第二”這一表述并不確切，今后不宜繼續沿用。[18]

趙紫陽認為，明確以上四條，可以使中國的經濟體制既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有所區別，又不與舊的模式（指計劃經濟模式）雷同。他認為中國式的計劃經濟，應該是自覺依據并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經濟。趙紫陽的看法得到了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意，鄧小平認為這封信寫得很好，并提議在全黨范圍內傳達。這表明，當時黨內最高層的政治共識仍然是“計劃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但是他們在力圖尋找第三條道路，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成為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形式。

同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發展“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堅持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是我們長期的方針”，還首次明確把對外開放作為長期的基本國策，作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措施。[19]

這一《決定》按照有計劃商品經濟改革目標對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作出決策和部署，標志著中國全面和系統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以農村改革為重點轉向以城市改革為重點；同時也標志著中國領導人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念、理論以及目標模式有了重大的突破。鄧小平評價道：這個決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20]陳云也對此表態，這個決定是非常重要的，是一個很好的文件。[21]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隨著領導人“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并逐漸形成政治共識之后不斷前進的。這一結果直接改變了改革初期堅持和完善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模式，也為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提供了一個中間過渡模式。

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朝著更加深入的方向發展。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在回答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矛盾的問題時他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22]這是對“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重大修正，也是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進了一步。

1986年4月，國務院成立以田紀云副總理為首的“經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由來自國務院各部門官員和經濟學家組成的、負責改革方案設計的“方案辦”，后者在8月提交了《1987年經濟體制改革實施方案》。[23]12月19日，姚依林、田紀云向鄧小平匯報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問題。鄧小平講，改革要過幾關？我講了“過五關斬六將”，但究竟要走幾步？去年（指1985年）走了一大步，今后還要走幾步，花多少時間？[24]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印發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本

1987年2月，鄧小平和趙紫陽、楊尚昆、萬里、薄一波等談到十三大的籌備和十三大報告起草工作時說：“為什么一談市場就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計劃和市場作用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有好處就可以利用”，“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以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25]根據鄧小平談話精神，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善于運用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這種形式和手段，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利用市場調節絕不等于資本主義”，“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要求”，“應當通過國家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來簽訂經濟合同等多種辦法，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26]

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新的經濟運行機制，即“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國家只以宏觀控制經濟的手段如金融、財政進行宏觀調控，不直接參與企業微觀決策。報告還提出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把經營權真正交給企業。[27]可以看出，計劃和市場都成為發展經濟、調節經濟的手段。手段是服從于目的的，因此達到什么目的更為重要。這里我們再次看到鄧小平“貓論”的影子：它成為克服黨內傳統意識形態約束、思想解放、形成新的政治共識的基礎。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特別是首次提出“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在整個八十年代，鄧小平等通過實施經濟體制改革，真正解決了如何建立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激勵機制問題。這是一個典型的自我學習、自我創新的封閉式的改革過程。[28]

改革從一開始就是選擇“依靠兩條腿走路”，表現為：一方面改革國有企業，增強活力，提高市場競爭力，在國計民生重大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到1992年非國有經濟在工業和建筑業已占據“半壁江山”，在服務業已達到30%以上；[29]一方面縮小國家計劃價格范圍；另一方面擴大國家指導價格、市場價格范圍，到90年代初已經以市場價格調節為主；[30]一方面在國家計劃中縮小指令性計劃范圍，保留必要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不斷擴大指導性和市場調節范圍，綜合運用多種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到90年代初已經形成“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新機制。這就為90年代初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基礎，不僅脫離計劃經濟體制，而且引入市場經濟機制。盡管這還是初步的探索，但是已經相當成功，積累性地發生了革命性結果。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并沒有宏大的預先設計，而是“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鋪就了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軌道。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這一體制的目標。

經濟體制改革方法論：“兩只手”總是優于“一只手”

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巡”時再次談到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他說，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31]從這個意義上看，無論是計劃還是市場，都是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發展的目的，哪種手段更有利于發展就采用哪種手段。

后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表明，一個經濟體如同人體，有“兩只手”總比有“一只手”好，無論它是哪只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開始就不同于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經濟轉軌，簡單地從“一只手（計劃）”轉向“另一只手（市場）”，而是轉向了“兩只手”，即混合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利用“兩只手”的優勢，而且“兩只手都要硬”。

需要說明的是，在改革初期的一段時間，有關改革理論的討論仍然是“封閉式”的，而不是“開放式”的。所謂封閉式的，是指改革的理論是對本國經驗的總結和本國錯誤路線的批判，改革試驗的模型和政策的選擇主要限于直接的經驗和直覺，包括歷史的經驗和歷史的記憶。更重要的是許多討論都是內部的、保密的，也加深了討論本身的封閉性。而所謂開放式的方法，主要是與外部交流，更多地參考和借鑒外部的信息、知識，與外部聯系、比較。特別是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后來者”，中國及其領導人需要了解成熟市場經濟的運作方式，既要借鑒他國成功經驗，也要吸取他國失敗教訓，少走別人的彎路，減少制度創新的學習成本。

在當今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所謂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適合自己的制度，在國際競爭真正能夠制勝的制度。這表明，制度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樣的；不是僵化的，而是變化的；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因此，改革也就成為了關鍵詞，通過不斷改革對內適合自己，對外適應國際競爭。在世界上，中國開創了改革時代，是由十幾億人一同創新，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更改變了歷史。時代的主題除了和平與發展之外，還有改革。

讓我們記住這一偉大的創意者：鄧小平。

（此文寫于2014年8月19日，應觀察者網之邀為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而作，楊竺松協助整理。）

注：

[1]《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192頁，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2]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56年9月15日，《劉少奇選集》，下卷，23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文3版，中文版，399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4]陳云：《大計劃，小自由》（1956年9月11日），《陳云文集》，第三卷，103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5]黨的八大《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在商業方面，由于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在我國已經形成了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為了適合于新的經濟情況和人民的需要，這種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應當以國家市場為主體，同時附有在一定范圍內的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為此，必須采取相應的措施，改進購銷關系和市場管理辦法，并且合理地調整物價，以利于商品流通的擴大和工農業生產的發展。見《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1956年9月27日）。

[6]1981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認為，陳云的觀點對“當前的（經濟）改革仍然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趙紫陽：《當前的經濟形勢和今后經濟建設的方針》（1981年11月30日，12月1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02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1958年11月9日、10日），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4374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王輝：《漸進革命：震蕩世界的中國改革之路》，中文版，25頁，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8。

[9]《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84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李先念編寫組：《李先念傳（1949-1992）》（上），30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11]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議上的講話》，1978年9月9日，《李先念文選（1935-1988）》，3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2]鄧小平：《工人階級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優異貢獻》（1978年10月11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4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年譜（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236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云傳》（下），23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15]鄧小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79年11曰26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2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云傳》，163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17]胡耀邦在黨的十二大報告指出，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時，允許對于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調節。這一部分是有計劃生產和流通的補充，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要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為輔的原則，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我們要正確劃分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各自的范圍和界限，在保持物價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有步驟地改革價格體系和價格管理辦法，改革勞動制度和工資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國情況的經濟管理體制，以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20-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8]趙紫陽：《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1984年9月9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5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9]《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1984年10月20日通過），來源：人民網。

[20]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年譜（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363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22]鄧小平：《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10月23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48-15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109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23]《吳敬璉：談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崛起》，載《中國改革》，2011年8月16日。

[24]田紀云：《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488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

[25]鄧小平：《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1987年2月6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6]高尚全：《30年改革開放：一個解放思想的過程》，1-4頁，載《改革內參》，2008（6）。

[27]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87年10月25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26-2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直到1993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財政體制改革才從封閉式轉向開放式，通過開放式的學習、借鑒、比較、分享國際經驗，首次引入國際通行的中央與地方分稅制。

[29]《中國改革與發展報告》專家組：《制度的障礙與供給——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問題研究》，594頁，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30]資料來源：《中國物價年鑒（1991）》，466頁，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1；田源、喬剛，《中國價格改革研究1984－1990》，203頁，北京，電子出版社，1991；Barry Naughton,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4.

[31]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