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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鄧小平時代的評價

1、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的關系

新中國的歷史本質上是持續的國家創新的歷史，即在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發展不平衡、傳統農業社會、現代化落伍的國內環境以及極其復雜的國際環境下，創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歷史。這條道路，既可能在前進中遇到曲折，也可能在曲折中不斷前進；既有“前人種樹，后人乘涼”的作用，也會有“前人之失，后人之鑒”的作用。

那么，我們如何正確認識和評價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

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的關系

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對此，我是從國家發展生命周期及其國家創新理論的視角進行分析。從國家發展生命周期看，有四個階段：即準備成長期；迅速成長期；強盛期；國力衰落期。一個國家興盛或衰落絕非偶然。國家發展生命周期的核心問題就在于一個國家能否創新，而不僵化、不停滯；能否持續地創新，而不中斷、不夭折；能否比其它競爭國家更具創新力，而不驕傲、不落伍。

所謂國家創新說，是指國家倡導創新、國家鼓勵創新、國家推動創新，國家營造創新環境、國家承擔創新風險、國家支付創新成本。在中國，就是要把十幾億人民的微創新、幾千萬企業的小創新、幾萬個地方中創新與30多個省級地方大創新，匯集為全社會的巨大創新。可以認為，新中國成立之日起，中國就開啟了現代國家巨大創新的歷程。

我是將一個國家崛起或衰落定義為在一定的時間內（至少在25年以上）該國主要指標尤其是綜合國力占世界總量比重持續上升或持續下降，這些指標反映了該國在全球經濟、貿易、科技、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地位上升與下降。可以說，1820-1949年期間，是中國持續衰落的時期；1949年之后，是中國持續崛起的時期。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國家發展生命周期的初始階段，即準備成長期；鄧小平時代是經濟起飛和迅速成長期； 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是聯系的而非割裂的，沒有前者，便沒有后者。

改革開放的開啟及成功，正是在新中國成立的頭三十年間所累積的物質、人力資本基礎和現代國家制度基礎上實現的。盡管存在重大的偏差和失誤，“文革”期間中國所實現的經濟增長、國家工業化進展、基礎設施建設乃至國民健康水平和預期壽命的提高，無疑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經濟的起飛提供了重要條件，20世紀七十年代實施的農村工業化更是為改革開放時期鄉鎮企業的發展做了必不可少的準備。

“文革”以及毛澤東晚年的失敗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成功之母”。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的直接起因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毛澤東晚年所犯的嚴重錯誤為鄧小平主政提供了深刻的歷史教訓。可以認為，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便沒有改革開放的歷史成功；沒有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失敗，就沒有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成功。

基于“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鄧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破除了華國鋒、汪東興的“兩個凡是”桎梏，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非人權、非制度化的作法，為改革開放奠定了良好開端的政治基礎。鄧小平從一開始就堅持了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務實地針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進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自我革新”，采取了基于保護人權、民主化、制度化的漸進主義的改革方式，使改革不僅進程平穩可控，而且深得人心。

2、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創新

中國是第一個實行全面經濟體制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由于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人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弊端的深刻認識，及其對改革目標的正確設定、對改革方式與改革路徑的正確選擇，中國在20世紀最后20年成功地引領世界上約1/3的人口進入了大規模的經濟轉軌過程，即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包括中國、越南、蒙古等亞洲社會主義國家，也包括前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共計28個國家。 與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轉型的最大不同之處，中國不是轉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是按照世界銀行所建議的從“一只手”（計劃之手）到“另一只手”（市場之手）， 而是從“一只手”到“兩只手”。

可以認為，鄧小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首創者。在80年代前后，中國幾乎是在沒有什么成功經驗和現成理論可以借鑒和參照下，繼續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大膽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踐表明，堅持社會主義政治方向的選擇，使得中國（包括越南）成為近30個經濟轉軌國家中成功規避轉型大衰退、大動蕩，實現大繁榮、大發展的典范。

正因于鄧小平所開啟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釋放，在經濟增長、減少貧困、社會進步等方面實現了偉大的跨越。根據安格斯•麥迪森提供的數據計算，1978年中國GDP（購買力平價，1990年國際美元）與美國GDP的相對差距達4.37倍， 到2010年已經超過了美國 ；即使按照匯率法現價美元計算，中國GDP與美國的相對差距也從1980年的15.15倍縮小至2013年的1.82倍。 如果從發電量這一國家現代化程度指標來看，中國發電量與美國的相對差距在1980年為8.26倍，而到2013年中國發電量已經超過美國，相當于美國的1.27倍， 表現出比美國更加強大的經濟社會發展后勁。

3、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什么會取得成功？

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是，鄧小平正確認識和對待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遺產，并從中汲取了有助于改革開放的豐富營養。一方面，鄧小平、陳云提出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 同時也必須充分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晚年）錯誤是第二位的”， 這就避免了蘇聯所發生的從全面否定斯大林最終走向蘇共解散、蘇聯解體的政治悲劇。

另一方面，鄧小平選擇堅持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道路，繼承了毛澤東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即他所領導創建的一整套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自治區域制度，從而延續了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政治優勢；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大膽改革了政治體制，使之更加符合中國國情，有效增強了黨和國家的活力與創造力，成功走出了一條既不同于“老路”、更不同于“邪路”的“新路”、“正路”。

李先念用“既要積極，又要慎重，穩步前進”這十二個字概括鄧小平時代中國的改革開放策略。 實際上，“白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摸論”，反映出的正是鄧小平改革思想的核心，即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辯證法和歷史觀。鄧小平鼓勵地方創新，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這就極大地降低了改革不確定性和制度變遷成本，也使得改革開放順乎民心，合乎民意，即便是在鄧小平身后，也始終保持著深入發展的不竭動力。

4、鄧小平成為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

戴維·藍普頓（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認為，1978年以來，在幾乎每一個轉折點，西方分析家們都低估了中國領導人的能力。也許這在1978年是可以理解的；那些經歷過冷戰、“大躍進”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的人們會發現，幾乎不可能預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歷史）轉變。 他評價道：鄧小平作為領導人的主要貢獻有三類：（1）重新定義政治和國家目標，從階級斗爭向經濟增長轉移；（2）將中國的未來與全球整合捆在一起；（3）培養一批技術專家型治國精英并使之機制化。這些觀念使得中國走上持續發展的軌道。

鄧小平既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也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的關鍵因素。他憑借高明的政治智慧，深刻汲取了毛澤東晚年錯誤和失敗的深刻教訓，實行了新的政治領導方式，對改革開放進行總體設計，也為后來繼任者留下寶貴的政治財富：他正確處理了黨的領導人個人與黨的關系，避免了黨的領導人個人凌駕于黨中央之上； 他帶頭重建黨的集體決策機制，正確處理黨的領導人個人與黨的領導集體的關系，善于集中集體領導智慧、全黨智慧；他妥善處理黨內矛盾和不同意見、重視黨內團結，徹底告別了毛澤東時代搞政治擴大化和“公開批判、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激進作法； 他帶頭“全退”，結束了領導人任期終身制； 他深有“自知之明”，公開承認自己也有錯誤甚至是重要的失誤； 他始終致力于構建“一個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來保證中國的政治穩定。 他所揭示的“黨的領導核心穩定帶來黨的穩定，進而帶來中國政治的穩定，進而帶來中國的穩定，最終帶來改革開放的順利實施”的深刻政治邏輯，更是確保中國成功應對國內外各種挑戰，走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與程序化。

5、鄧小平時代的挑戰

鄧小平所開創的改革開放是偉大的，但同時也面臨發展的挑戰、發展的悖論。對此，鄧小平非常清醒，一語中的。如他在1990年12月同江澤民、李鵬談話時，擔心中國的四大矛盾（指民族矛盾、區域矛盾、階級矛盾、中央和地方矛盾）都會發展。 又如他在1993年9月與他的弟弟鄧墾談話時說，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起來時少。

盡管這一時期中國已經取得了極其輝煌的經濟發展績效，也同時面臨經濟增長多次出現大起大落、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結構失衡等問題；盡管鄧小平始終強調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標，但實際中的城鄉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以及人群間收入差距在增長的基礎呈持續擴大趨勢。 由于“分灶吃飯”的財政大包干制的實施，中央宏觀調控能力進而中國國家能力在整個19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出現迅速下降， 中央經濟權威進而政治權威削弱；人與自然的矛盾、發展需求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銳，生態赤字急劇擴大； 腐敗滋生蔓延，黨和政府的威信和聲譽遭到敗壞，黨和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受到損害。

即使如此，并不妨礙我們對鄧小平本人和他所開創的事業、所引領的時代給予崇高的歷史評價。正如《時代》周刊總編輯Michael Elliot所寫道：“（鄧小平）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在人類歷史上，鄧小平的改革使更多的人在更短的時間內獲得了改善生活的機會。……這是我們時代的偉大故事，不只是中國人的故事，也是我們的故事、全人類的故事——這就是鄧小平留給我們的遺產。”

鄧小平無愧于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無愧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大戰略家，無愧于中國道路的開創者，無愧于當代世界杰出的大政治家。

6、鄧小平的歷史財富

當代中國有兩個偉人對中國現代化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鄧小平。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歷史由人民群眾所創造。而古往今來被反復證明的另一個規律是：時代偉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集體行動及其成效。

不論從集體還是個人的視角看，鄧小平都是現代中國最值得紀念與尊崇的歷史存在之一；他對民族的豐厚財富，曾經、正在并將繼續指引中國健步走向更加美好的前方。

我把鄧小平留給后人的歷史饋贈稱之為“鄧小平財富”，這一歷史財富既包括他的理論和思想、精神和品行，還包括他所開創的中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不僅載入中國現代史冊，也載入世界現代史冊。

“鄧小平財富”首先是他的理論和思想。江澤民同志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所作報告中從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社會主義的動力、社會主義建設的外部條件、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步驟、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九個重大方面對鄧小平理論作了經典的概括。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靈魂，也是“中國之路”不斷向前、不斷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鄧小平財富”還包括他的精神與品行。

他熱愛國家、矢志復興，他是中國人民最優秀的兒子，他親手制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將毛澤東等第一代領導人趕超美國的“強國夢”引向現實，他提出了評價政治制度完善與否的“鄧小平標準”， 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堅定“三個自信”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他胸懷人民、心系大同，明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共同富裕，堅持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 從而將中國的發展進程設定為部分人先富、更多人共同富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三個階段，解決了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解決的貧富差距問題，使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土地上不斷從理論成為實踐、從理想成為現實；

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客觀評價毛澤東，準確認識中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高舉“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旗，匡正民思，再造乾坤，以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推動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新發展；

他大智過人、高瞻遠矚，在“文革”結束后以七十多歲高齡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憑借出神入化的政治洞察力和預見力，為改革選擇了正確的政治方向，不僅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還極具前瞻性地布局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目標和階段性目標，將改革開放事業演繹得氣勢磅礴、精彩紛呈；

他文武兼備、能征善治，不僅是中國革命戰爭史上杰出的軍事戰略家，可以出奇制勝、以少勝多，更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史上偉大的發展戰略家、治理戰略家，善于將劣勢轉化為優勢，將“人口多”的基本國情向人力資源財富轉化，將“底子薄”的基本國情向龐大的內需市場轉化，使“壞事變為好事”；

他寬厚懷柔、尊重法制，不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不搞揪斗批判、親屬株連，不搞亂扣帽子、無限上綱，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弘揚黨內民主，正確對待不同意見及有不同意見的同志；

他忍辱負重、樂觀不改，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幾經起落，卻始終淡看風云、縱橫灑脫。

他不愧為一個偉大而超凡的政治家。

“鄧小平財富”還包括他所開創的中國改革開放事業。鄧小平綜觀世界大勢、中國大勢，不僅提出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還提出了更具世界影響的命題，即改革開放。即使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不能改革，就會走向自我僵化、老化、退化。改革開放不僅對中國有著重大意義，對世界也具有重大意義：它是鄧小平留給中國的歷史財富，也是留給世界的歷史財富，不僅留給當代人，也留給后代人，其全部的歷史意義將遠遠超過我們已經認識到的程度。正是由于改革開放，鄧小平之于現代中國歷史不只是單一的個人，而是代表了一個集體領導、全黨智慧、人民意愿。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有其自身的演進規律和發展邏輯：只有順應這一規律和邏輯，才能對歷史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一個順時而動的偉人，又反過來促使一個國家更好地認識和把握歷史機遇，攫住時代的脈搏，從閉鎖走向開放，從貧窮走向富裕，從積弱走向強盛。中國通過鄧小平所開啟的改革開放不斷前進、不斷發展，這是典型的“前人種樹，后人乘涼”，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代乃至未來的中國應當對鄧小平深懷感恩之心。

七、后記：感恩鄧小平

本文所記錄的歷史，也是我非常有幸所生活所經歷的鄧小平時代，不僅作為親歷者、見證者，還作為研究者、參與者。

這是改變我人生軌跡的歷史時代。當1977年夏鄧小平決定恢復高考，我于當年底參加了首次全國高考，在人生中第一次有機會選擇了自己的命運，有幸考上了大學，后來又獲得了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并到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系做博士后，成為第一批受益者，從此也就與改革開放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了，國家的興盛決定了個人的成長，民族的命運決定了個人的命運。這也就是為什么我要記錄這段歷史，懷著感恩之心報答鄧小平，報效國家，服務人民。

1989年，我和王毅代表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執筆并出版了第一份國情報告，即《生存與發展》（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年；英文版，1992年）。鄧小平同志對這個國情報告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主張要讓全國人民系統了解國情。時任北京電視臺臺長的龍新民和國家科委社會發展科技司司長鄧楠提出由北京電視臺制作國情教育系列電視片，邀請我和王毅在國情報告成果基礎上撰寫電視講解文稿，系統地介紹我國人口、資源、生態環境等基本國情。1991年該系列電視片在北京電視臺和其他地方電視臺播出，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響，使得國情研究成果不僅成為科學界共識，而且迅速轉化為決策公共知識和社會公共知識。

這是我對鄧小平同志恢復高考等制度這一人力資本投資重大決策的最初回報。而后我就沿著國情研究的學術之路走下來。

2008年11月我因在宏觀經濟管理領域的杰出貢獻而獲得復旦“管理學杰出貢獻獎”。在獲獎答謝詞中我表達了自己的感謝和感恩之情：

我特別要真誠地感謝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同志。如果沒有30年（指1977年）前他做出恢復高考制度的決策，我作為‘文革’一代就沒有機會考上大學；如果沒有他倡導建立學位制度，我就不能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如果沒有他決定選派出國留學生，我就沒有出國學習深造的機會；如果沒有他20年前（指1989年）對我們第一份國情報告《生存與發展》的高度評價，我就不可能有極大的勇氣開拓國情研究（即中國學研究）這一嶄新的、頗具挑戰性的綜合研究領域。

這里，謹以《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系列文稿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今后，我還要繼續以“知識為民、知識報國”為宗旨，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多的知識貢獻。

注釋：

1.此文完成于2014年8月25日，系為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而作，楊竺松協助整理。

2.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新華網北京2013年7月5日電。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1/05/c_114258698.htm。

3.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77-1991）》，待出版。

4.參見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第二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

5.參見世界銀行：《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中文版，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

6.世界銀行：《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中文版，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

7.數據來源：Angus Maddison,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2010, 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8.計算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data.worldbank.org.cn）。

9.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2014.

10.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3.

11.鄧小平：《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1年6月22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3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陳云：《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幾點意見》（1981年3月），見《陳云文選》，第三卷，2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李先念：《堅持財政收支平衡、略有結余的方針》（1980年3月3日、6日），見《李先念文選（1935－1988）》， 410-41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4.戴維•藍普頓：《中國力量的三面：軍力、財力和智力》，中文版，102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

15.戴維•藍普頓：《中國力量的三面：軍力、財力和智力》，中文版，101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

16.龔育之等人介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大家希望他當總書記、國家主席，他都拒絕了。這一方面是因為他考慮到自己的年齡（十一屆三中全會時他七十四歲），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因為他從歷史的經驗教訓出發，從黨和國家的長遠利益出發，考慮到及早培養接班人的必要性。鄧小平作為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他同毛澤東一樣，既是政治路線、戰略決策上的核心，也是理論創新上的核心。龔育之、楊春貴、石仲泉、周小文：《重讀鄧小平》，50-51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4。

17.這就使得黨的領導集體成員真正有了政治安全感，使得中國政治領導集團內部的沖突程度降到最低，從而也保證了中國政治領導集團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18.1987年黨的十三大，鄧小平退出中央委員會，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擔任黨和國家軍委主席職務時，他一直向中央要求“全退”，明確提出堅持不再過問日常工作。參見鄧小平：《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89年9月4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鄧小平對來訪的意大利記者說：“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參見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1980年8月21日、23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3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鄧小平講：“我這個人，多年來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錯事。”見鄧小平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記者邁克•華萊士采訪時的談話，見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鄧小平自述》，第269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鄧小平在與金日成的談話中也曾說，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我們黨和國家做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基本上是做得好的，但也有失誤，甚至是重要的失誤。兩個總書記失職，不是重要的失誤嗎？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1294-1295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20.鄧小平在與江澤民、李鵬談話中指出，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參見鄧小平：《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6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1.鄧小平：《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1990年12月24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1364頁，北京，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136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24.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16提高至1991年的0.24，上升了0.08；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120提高至1991年的0.3072，上升了0.0952；城鄉居民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333提高至1991年的0.355，上升了0.022。張平等：《中國經濟增長前沿II—轉向結構均衡增長的理論和政策研究》，第62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25.王紹光、胡鞍鋼：《國家能力報告》，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

26.胡鞍鋼：《人口與發展—中國人口問題的系統研究》，8-9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詳細分析參見中國生態環境預警課題組，胡鞍鋼、王毅、牛文元：《生態赤字：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機》（1989年8月），載中國科學報社編：《國情與決策》，186-249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27.鳳凰資訊轉自中國網，2008年12月12日。原題:《時代周刊》刊文懷念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鏈接師鄧小平。鏈接：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12/1212_23_919191.shtml。

28.這包括：這包括：（1）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上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上，作出了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3）在社會主義根本任務問題上，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4）在社會主義的動力問題上，強調改革也是一場革命，也是解放生產力，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5）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外部條件上，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6）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保障上，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7）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步驟問題上，提出基本實現現代化分三步走。（8）在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問題上，強調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9）在祖國統一的問題上，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創造性構想。見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92年10月12日。也正是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得到正式確立。

29.鄧小平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并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達到上述三個要求，時間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長些，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我們能夠也必須達到。所以，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實現這三條來檢驗。見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0-111頁，3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