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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南京大學榮譽博士默克爾女士剛剛結束了擔任德國總理十年以來對中國的第九次訪問，這使她當仁不讓地成為“中國人民老朋友”中的“老朋友”。我們同時不難發現，她在中國的行程之廣也足以令她傲視各國同儕：除了在中國首都完成必修科目以外，她還亦莊亦諧地在南京、西安、成都、合肥、沈陽等地留下各種足跡，串過胡同、進過農莊，甚至還炒過菜。《明鏡》在線的記者如此評論：默克爾對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對中國那么關注。

仿佛是為了展現這種關注，這次默克爾除了率領經濟界領袖同行，還把大半個德國政府帶到中國來現場辦公：六位部長和五位國務秘書一同前來中國，參加中德第四輪政府磋商——一種被德國駐華大使稱為“兩國政府內閣共同會議”的罕見的國家間政治機制。

兩國政府在磋商后發表《聯合聲明》，從政治、第三國及第三方市場、經貿與投資、創新、環境和氣候、教育與人文等五大領域達成42項合作共識。我們從中至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德國政界和經濟界對于中國的興趣之廣、渴望參與的程度之深，遠超任何一個西方主要發達國家。

無論德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的媒體在默克爾此次訪華之前和期間如何放話制造緊張氣氛——“這可能是默克爾歷次訪華中最困難的一次”、“中國不是市場經濟”（《法蘭克福匯報》）、“中國和西方的關系明顯變冷”（《明鏡》在線）、“中國‘可控的進攻性’舉止已經‘越過了紅線’”（德國對華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恨不得自己能夠變身德國政府，直接向中國要價，我們也不能忽視上述基于理智分析的結論，即中德關系是中國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最為穩定、最有基礎、也是最值得深耕的關系，這才是主線。我們正視問題和風險的同時，切切不可如德國媒體一般，刻意忽視和唱衰這條主線。

為什么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因為這一結論來之不易——無論是對中國而言，還是對默克爾本人而言。

關注中德近些年交往歷史的人都會記得，默克爾2005年接任施羅德出任德國總理之后，一度企圖以所謂的價值觀主導對華交往。2007年第二次訪華后，她緊接著在總理府接見了達賴喇嘛，甚至出言“我見誰不見誰和在哪兒見由我自己決定（而不容他人置喙）”，并且此前訪華中沒有向中國政府就此進行任何交流。同年，她所在的基民盟/基社盟聯邦議院黨團炮制了一份《亞洲戰略》，其中把中國在德國對外關系中的重要性定義在所謂享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如日本、印度之后，而且警告公眾注意中國作為“體制競爭者”所帶來的潛在威脅：“中國越來越向西方提出體制問題，把自己看做政治秩序的替代性模式，這一模式在歐洲之外對德國和歐盟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構成挑戰”。

不難想象，這種一連串明顯針對中國的不友好行為會帶來什么結果：中德關系因此冷卻了相當長一段時間。這與此前科爾、施羅德執政期間的中德關系形成明顯反差。當時就連德國外交部的官員也私下承認：中國的重要性在日本之后？！有人把這話當真嗎？

一份連自己人都不以為然的“亞洲戰略”的效果可想而知。默克爾最終還是回歸德國對華政策的傳統基調，即務實和低調，從而開啟中德關系的“黃金十年”（美國《紐約時報》網站語），也揭開了她作為“默大嬸”在中國網民中的人氣之旅。撇開其中可能涉及的個人因素不論，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默克爾對華外交政策發生轉變的呢？

首先，意識形態或理念指導外交行為并不符合德國的自身定位。出于歷史經驗，德國放棄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曾經追求過、也慘痛失敗過的大國野心，在國際政治行為中沒有類似美國的“傳教士和救世主情結”以及英國的“老帝國情結”，而是力圖通過經濟和貿易行為追求福祉和和平——國際政治領域有人據此把德國定位為“貿易國家”。

其次，德國從社會民主黨人勃蘭特執政時期就確立了在東西方之間的協調人角色。“以接近求改變”，這在冷戰時期就形成傳統，當前也沒有理由放棄這一獨特的國際政治優勢。這一點不單體現在德國對華關系中，同樣也體現在德國對俄關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