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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增長下行的壓力確實一直存在，表明新產業的形成和發展尚不足以彌補舊產業的衰落與退出。中國政府在應對增長下行方面是有不少成功的經驗的，比如在東亞危機和全球危機期間，政府兩度推出強勁的宏觀刺激政策保增長，很快扭轉了增長下滑的勢頭。不過現在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無論是東亞危機還是全球危機期間增長下滑，都是外部沖擊造成的結果，政府以貨幣和財政政策擴張逆勢調控，盡快讓增長回到正常水平。而現在的增速下跌既有周期性成分，又有趨勢性成分，更重要的是產業更替過程的體現。這個時候如果再以宏觀經濟政策做需求端管理，雖然短期內有可能環節增長下行壓力，但很可能延緩舊產業退出和新產業發展的步伐，因而對長期經濟增長非常不利。

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最近提出推動供給側改革的政策主張十分及時。雖然不同的專家對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容有不同的解讀，但大家都支持政府把政策重點從過去的需求端管理為主轉向供給側改革為主。政府提出的今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可以被看做狹義的供給側改革的內容，即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補短板和降成本。而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則應該是廣義的供給側改革的內容，包括土地制度、國有企業、人口政策、戶口制度、金融體系等多個方面的改革，改革的終極目標是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當然“有效市場”還需要“有為政府”配合。但政府的有為主要是為了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而不是干預市場機制的運行。

把供給側改革放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框架里來理解，任務非常清楚，就是促進新舊產業的快速、順利更替。一方面，政府要保障已經失去競爭力的產業和企業平穩退出，所以“去產能、去杠桿和去庫存”的任務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支持新的有競爭力的產業和企業迅速形成并發展，“補短板和降成本”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的政策步驟。不過，在落實這五大任務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一個主要靠市場的問題，比如有些地方通過政府層層分解任務的手段去房地產業的庫存。以增加而不是減少行政干預的方法來去庫存甚至去去產能，最后能否達到產業平穩更替的目的，可能是存在疑問的。

金融體系必須改革創新

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政府需要一套完整的供給側改革政策體系。至于說什么是最為核心的改革措施，相信不同的學者也有不同的解讀。我個人覺得最為核心的應該是金融改革，這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金融是市場經濟的心臟，中國經濟要走市場化的道路，一個有效的金融體系必不可少。二是中國的金融體系雖然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但政策扭曲與效率損失依然十分普遍。三是過去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無法適應產業變遷特別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需要。簡單地說，當前的金融改革需要達到兩個目的，既要改善金融資源在不同部門之間配置的效率，又要發展新的融資渠道支持產業升級。

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中國只有一家金融機構，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既是中央銀行又是商業銀行。計劃經濟年代金融不重要，因為資金流轉基本上都是由中央計劃決定的，金融機構只是起到輔助性的作用。但今天，中國已經擁有體系完備、規模龐大的金融部門。從機構組成看，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基金公司等等，應有盡有。其中的一些金融機構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已經成為全球名列前茅的大公司。從市場規模看，廣義貨幣發行量與GDP之比已經達到200%，遠遠高于絕大多數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近年我國債券市場特別是企業債市場的市值和融資規模都排在全球前三位。

與此同時，政府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對金融體系運行的各種干預，包括對利率匯率的干預、對資金配置的引導、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制和對金融機構的控制等等，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將這樣的政策干預統稱為金融抑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曾經構建了各國金融抑制的指數，在他們能夠搜集到數據的90多個國家中，中國金融抑制的程度排名第四。這個數據表明，雖然中國的金融機構很多、資產規模很大，但市場機制并未真正發揮作用。

最近兩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試圖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強制要求商業銀行增加中小企業貸款和整治銀行的各種收費等等，可惜的是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轉。但實際上這些問題的根源都是體制性的，比如，商業銀行一般不愿意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除了這些企業風險大、不穩定和硬信息少等一般問題外，還有個產權歧視的問題。銀行給國有企業的貸款出現不良比較容易說清楚，但民營企業的貸款出現不良則不容易說清楚。另外，貸款利率沒有市場化也是重要原因。中小企業風險大，只有較高的利率才能覆蓋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強制降低融資成本反而進一步惡化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中國金融體系的另一個特征是以銀行為主，這個在過去有力地支持制造業的粗放擴張。但現在產業升級需要更多的創新、創業，傳統的銀行就難以勝任為它們提供融資的任務，而需要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建立大量的私募、創投和天使投資基金等機構。

因此，金融體系必須改革和創新，讓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才能有力地支持中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們所說的金融創新，并非設置很多故弄玄虛、放大風險的衍生品，而是形成新的更有效率、更適應產業升級需要的融資渠道和融資產品。

但金融改革和創新需要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打破剛性兌付，其中僵尸企業的平穩退出至關重要。僵尸企業的存在，不但嚴重影響了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也嚴重阻礙了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和資本項目開放的步伐。金融體系有效運作需要嚴格的市場紀律，優勝劣汰。我國目前在鋼鐵、煤炭、建材等領域存在的大量的過剩產能和僵尸企業不能退出，繼續占用大量的生產資源，擠出了許多本來有可能快速成長的新興企業，甚至擾亂市場秩序，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因此，在今年的五大經濟政策任務中，去產能應該是首要任務。而去產能不能完全依靠地方政府決策，中央政府在安置就業和化解債務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是穩步推進去產能進程的重要條件。

作者簡介：

黃益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2015年6月起擔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