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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伊利亞·法布里奇尼科夫，譯/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研究生 夏青】

毋庸置疑，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的這一年成為了新時代和新現實的起點，我們還需要時間去了解新現實的輪廓。舊的世界秩序原則似乎已被放棄，外交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對舊原則的破壞。

我們從小就接受了國際法條約不可動搖的意識，直到不久前，俄羅斯的外交仍在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俄羅斯一直將它視為外交的基石：聯合國決議是對國際關系的最高審理——哪怕只是在表面上遵守所有必要的禮節。

然而，過去的2022年和嶄新的2023年為國際外交對話實踐帶來了一些新的方式。可以說，國際溝通的新標準已經被規定。盡管早在2020年，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已經首次指出最高級別秘密會談的新標準，公開地講述了他與俄羅斯現任最高領導人在個人交談中的內容和一些有趣的細節。總之，他直截了當地表明了白宮對站在其外交政策對立方的態度，顯然，這是在為所有人劃定美國可以接受的底線。

“玩模擬游戲”，截圖自《國際政治中的俄羅斯》雙月刊網站

同時，法國當局在此關頭表現突出，通過《世界報》泄露了普京與馬克龍的會談內容。盡管雙方關于利比亞和白俄羅斯話題的談話時間更長、更深入，但引發媒體熱議的卻是有關阿列克謝·納瓦爾尼的中毒事件。當然，馬克龍政府駁斥了泄密事件，并承諾將懲罰肇事者。

然而，馬克龍和普京于2022年2月就烏克蘭問題進行的個人電話交談還是被拍了下來，這一片段的詳細內容還被放進一部關于法國第五共和國年輕總統的歷史角色的紀錄片中。值得注意的是，普京為法國紀錄片制作人充當道具的這次電話交談，成為了莫斯科和巴黎之間的最后一次交談。

這些只不過是一個開始。隨后，真正的新外交對話方式公諸于眾。烏克蘭前總統波羅申科在接受自由電臺對話時坦言，明斯克協議（載于2015年2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第2202號決議）框架內的所有談判只是“給烏克蘭準備時間”的便利道具。克里姆林宮不屑地回應了波羅申科的聲明：好吧，隨便您，一個退休的烏克蘭政治家，在給自己臉上貼金，提升國內的聲望罷了。

不過，這個話題并沒有結束。安格拉·默克爾和弗朗索瓦·奧朗德認為有必要就明斯克協議的可靠性發表意見，順便又談了談諾曼底模式。這兩位與前總統波羅申科的想法在本質上一致。在接受《時代》雜志對話時，默克爾表示，明斯克協議是在試圖給烏克蘭加強自身能力的機會。奧朗德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觀點：2022年的烏克蘭已不再是過去2015年的烏克蘭，它加強了自身的軍事能力，為的是徹底解決與俄羅斯的矛盾。在這樣的言論背景下，把歐盟的整個外交進程視作為烏克蘭準備對幾個反叛共和國和克里米亞進行新一輪敵對行動的一種協調政策，也并不奇怪。

資料圖來自法新社

從俄羅斯的立場來看，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莫斯科的歐洲老伙伴，即柏林和巴黎，利用他們幾十年來（從威利·勃蘭特和戴高樂時代開始）與莫斯科的“特殊關系”，利用他們的地位和立場，故意誤導俄羅斯領導人，讓俄羅斯在其最敏感地方的戰略遭到失敗。他們使用了俄羅斯在傳統上認為的不可動搖的互動渠道和形式，即使在最嚴重的危機下，通過這些方式也能建立起信任的氛圍。

歐洲的邏輯也很容易理解，法國和德國在統一歐洲的政治中一直扮演著特殊角色：柏林——貨幣和經濟，巴黎——力量和政治。他們已經創造了機會，甚至可以限制俄羅斯利益對泛歐戰略愿望的潛在影響，那為什么不利用這個機會呢？畢竟，沒有人向任何人承諾過存在永恒的友誼和無限的信任，而普京以他的“紅線”和能源胃口，已經讓歐洲的統治集團厭煩了20年，盡管俄羅斯有關安全和主權的重要問題并沒有因為環境壓力而得到任何改變。

俄羅斯的主要歐洲外交伙伴發布的那些聲明并不讓人感到意外。畢竟，即使在形式上，外交部和總統在其外交辭令中也多次提到了2013年向亞努科維奇提供擔保問題時歐洲人的敷衍塞責（正如他們所說，這些擔保的結果記在記分牌上）。總之，承認自己是被這些明目張膽的兩面派傷害——這種感覺很不是滋味。

特別是鮑里斯·約翰遜最近在BBC一部紀錄片中憤怒地暗示明斯克協議只是個虛幻的東西，是為了讓在烏克蘭事件中的個別受益者為新一輪甚至更激烈的對抗精心做準備。鮑里斯·約翰遜還因時制宜地突然聲稱普京要親自用俄羅斯的核武器威脅他、殺害他。普京說的不是“要把約翰遜燒成灰燼，并讓他只需要忍受一分鐘”，不過這完全不重要，他想說的重點是，烏克蘭一旦加入北約，從基輔到莫斯科的導彈飛行時間將不超過一分鐘。在目前局勢下，這種肆意的斷章取義可能成為新常態。

鮑里斯·約翰遜聲稱普京用導彈威脅他的性命（截圖自BBC紀錄片片段）

更讓人好奇的是，事后該怎么辦。謝爾蓋·拉夫羅夫憂愁地表示，他完全不明白之后（言下之意是指軍事行動結束后）如何與歐洲伙伴進行對話。的確，近代沒有發生過類似的情況。回顧一下，古巴導彈危機期間雙方是如何推進溝通的，當時蘇聯和美國雙方都找到了值得信賴的人——亞歷山大·費克利索夫和羅伯特·肯尼迪，他們不僅建立了戰略對話、緩和了局勢，還確保了美國導彈從土耳其撤出。在我們看來，建立這種戰略對話的工具是赫魯曉夫時期最重要的成就。后來勃列日涅夫和施密特也用了這種方式，通過蘇聯編輯瓦列里·列德涅夫和德國政治家埃貢·巴爾進行了類似的交流。

但那個時候，蘇聯在東歐具有穩定的地位，這種基于信任的交流形式是可行的。而如今這些關于國際交流問題中的新做法，如“假”協議或有針對性地泄露政治敏感的秘密談話，在當時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連續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下，歐洲和蘇聯的政治家們對自己的聲譽非常敏感，他們明白，一個不經意間說出來的詞，可能會讓局勢變得非常嚴重。

今天，國際關系體系中沒有這種為自己的言行負責的珍貴品質了。當然，這不僅是蘇聯解體的結果，而且是社會主義制度迅速崩潰的結果，也就是傳說中的“歷史的終結”。在體制對抗中贏得勝利的美國當局理所當然地決定：美國現在是自己話語權的主人，它想給出承諾就給，想收回就收回。而且，最主要的是，美國的這種行為方式總是起效的。詹姆斯·貝克可以忘記他對謝瓦爾德納澤和戈爾巴喬夫說過的話：“北約不會向東方移動一寸。”

作為調節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工具——信任，最終消失了，盡管信任是平等的歸宿。

歐洲的官僚機構，以及任何一屆美國政府，大概都沒有將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克里姆林宮放在與自己平等的地位。

就俄羅斯而言，它沒有相對柔軟的工具來說服其外國伙伴相信這種做法是錯誤的。

隨著“集體西方”的公民社會迅速被侵蝕，這一情況變得更糟糕了。以前，公民對蘇維埃制度的不滿是影響國家政治的有效工具，而如今則是顯而易見的“政黨路線”統治國家政治，不會給權力機構帶來不便和危險的動蕩。況且，秘密對話和建立信任的工具已經被“政治公共關系”所取代：歐洲、美國以及俄羅斯的專家們現在更關心的是如何向公眾解釋對手惡意而瘋狂的行為，溫和地將公眾輿論引向軍事對抗的升級具有其必然性。

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歐盟在方方面面將烏克蘭的沖突視為對自身生存的挑戰。正因如此，歐盟采取了即使在冷戰最糟糕的時期也被認為是不體面的行為。因此，我想指出，這些行為方式是極端的，歐盟和美國自己都認為舊的國際關系體系已經一去不復返，即使這種體系已經被證實是穩定可靠的。畢竟，那些“舊時代”意味著和平共處。

如今涉及到的是生存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切不被禁止的東西都是允許的，而沒有什么是被禁止的。舊模式似乎最終變成了儀式性的模仿，甚至是返祖現象。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和奧拉夫·朔爾茨可以盡情地談論與俄羅斯保持對話的必要性，而且能夠預知對話的結果。即使得不到什么成果，俄羅斯情報局局長納雷什金和與美國情報局局長伯恩斯的定期會面仍具有一定意義——他們互相認識，而且重要的是，他們互相理解。盡管如此，還是有跡象表明，雙方進行了高層次的保密對話，且雙方正在采取一些具體的措施——如交換囚犯。然而，截止目前，這些顯然并不能給國際關系帶來任何根本上的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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