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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觀察者網青年觀察者凌子奇】當分析東方對西方的各種文化影響時，我們常常提及學者當年通過從印度和阿拉伯地區到西方的貿易路線帶回的阿拉伯數字“0”；或者是由中國北京皇宮中的耶穌會士傳播到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的“二進制”，它來自中國的陰陽概念，是中國古代“變易之書”《易經》的衍生物，日后更成為了現代計算機語言的基礎；或者是受到東方深刻影響的德國理念論，其代表人物費希特和他的后繼者黑格爾，閱讀了《吠陀經》、《吠檀多》和《奧義書》等印度古代經典，并將之融入了他們的哲學中。

奧地利教育聯盟理事、地緣政治分析專家伊曼紐爾·弗魯曼5月2日在《亞洲時報》網站刊發文章：《東方對西方和全球西化進程不為人知的影響》

浮現在我腦海中的還有德國哲學家叔本華，他曾閱讀了很多古代佛教經典；另外還有與叔本華密切相關的尼采，他從佛教中提煉了他的哲學思想和“超人”哲學，以及“阿凡達”（Avatar）的概念，這個詞指的是來自東方的如佛陀般大徹大悟之人。

著名精神病學家弗洛伊德的學生榮格也曾強烈受到東方哲學的影響。榮格非常推崇衛禮賢，他是第一位將中國的《易經》翻譯為一種西方語言（德語）的西方人。他還將許多中國古代經典譯成德文，并在1923年于北京大學發表了他的譯稿。

所以直到衛禮賢在1961年去世為止，榮格一直在深入研究《易經》及其原理。榮格認為男性雖然生而為男性，但他在生命歷程中會逐漸表現出更多的女性特質；女性雖然生而為女性，但她在生命歷程中會逐漸表現出更多的男性特質。榮格這一男性潛傾和女性潛傾理論（Anima-Animus Theory）顯然融合了中國古代太極圖和陰陽的理念。

所有這些西方學者的共同特點是，他們很難坦承自己曾受到東方哲學的強大影響，因為這樣做可能使他們的學術聲譽受損，這一狀況凸顯了西方學術體系及其支持者根深蒂固的殖民者思維，他們的思維模式深受西方優越論和統治世界的霸權影響，西方學術界始終固守自己的西方思想傳統和基礎，這一思想傾向至少延續到20世紀末。

對于哲學思想家來說，西方世界科學方法的強勢更為明顯，從文藝復興開始，尤以英國哲學家培根和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為代表，對于“個人存在”這一客體的研究興趣越來越濃厚，伴隨著這一過程，科學研究不斷進化，宗教狂熱逐漸褪去，而同一時間的亞洲一直到20世紀，甚至直到今天的部分地區，將“個人”置于關注的中心依然是不常見的。

社會權力的分散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對個體化進程的回應，它也是個體化進程受科學進步促成的直接結果，這一進程在啟蒙時代被進一步推動，德國哲學家康德高呼：“sapere aude！”——即“敢于認識！”、“敢于獲得智慧！”、“敢于為自己思考！”——這警醒著西方及其他地區的每個個體。

所以，在西方，集體性思維模式（某種意義上的集體主義）伴隨著這種個體化進程而日漸式微，鼓勵著每個人去運用自己大腦的力量。即便現在，我發現東西方商業文化的差異會導致企業行為也出現差異化。在日本或韓國，人們相較于西方更需在精神上融入一個企業的文化。

康德的“敢于認識！”、“敢于為自己思考！”，不僅僅是在于認識，更多的是鼓勵人們根據自己的認知采取行動，實踐自己的想法，遵循自己的見解。如果一個人已經內化了此種西式的對個體化的態度，縱然基于這些原則的文化可能被認為是對他人缺乏尊重的，但他依然會更有決斷力、更有自尊心，且擁有強烈的個體意識。

這種個體化過程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人會選擇個人主義而非集體主義，諸如謙虛之類的美德逐漸消失，而每個人的價值得到提升。在個體化過程中，人權作為一個人不可分割的天賦權利逐步得到了凸顯。

對于許多東方人來說，這種態度可能是陌生和新鮮的，因為它是基于每個擁有人權者的無限價值，這是西方啟蒙運動和基督教世俗化的成果。而在東方歷史中，人們更習慣于對家庭、部落和宗教社會的集體性理解，因此人權通常被稱為“西方的發明”。

很多東方國家，如日本、韓國和中國，包括南亞次大陸和中東，經過幾十年的集體西化之后，才開始得到西方的尊重。換句話說，這些亞洲國家的個人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他們根深蒂固的傳統和價值觀，他們開始更多地接受個人主義、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和西方價值觀。也就是說，只有當東方人的思維模式、穿衣風格和行為習慣開始變得像西方人，他們才開始真正成為這個世界的一份子，他們才能夠獲得西方的尊重。

（青年觀察者凌子奇譯自5月2日《亞洲時報》網站，觀察者網馬力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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