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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珍妮·吉耶曼】

中國的案子，控方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缺乏能夠上庭呈堂的證據(jù)，并且要組織得條理清楚、令人信服。沒有這些證據(jù)，戰(zhàn)爭罪行就無法得到歷史的糾正；而有了這些證據(jù)，全世界都將會記住法律的審判。兩位調(diào)查員將集中調(diào)查丙級危害人類罪的罪行，同時獲許收集甲級侵略戰(zhàn)爭罪和乙級違反戰(zhàn)爭法規(guī)罪的相關(guān)信息。

1946年3月12日下午，中國檢察小組一行從東京飛越東海，到達了上海。當飛機抵達江灣機場時，薩頓第一次看到了這座位于長江入海口、黃浦江畔的城市。異常多雨的冬季淹沒了這座城市西部的沼澤，使上海看起來就像一個被泥沼包圍的小島。在港口，一艘美國戰(zhàn)艦拋錨停泊，附近有小漁船和舢板上下沉浮。

薩頓（穿深色西裝者）與其他參與審判的法律工作者開會，圖片來源：law.virginia.edu

薩頓、莫羅和豪克斯赫斯特被安頓在華懋公寓，那是一家14層樓的酒店，位于破敗不堪的法租界。法租界與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有些淵源。1932年和1937年，上海先后兩次遭受日軍襲擊的時候，法國耶穌會神父饒家駒（Jaquinot de Besange）在法租界為中國平民創(chuàng)建了一個安全區(qū)。1937年德國商人約翰·拉貝（John Rabe）、美國傳教士等外國人創(chuàng)建的南京安全區(qū)就是參照此處。

饒家駒

中國檢察小組一行抵達上海后的第二天上午，薩頓和莫羅一早就開始工作，與47歲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殷王氏面談。殷王氏通過翻譯，描述了1937年冬天日本士兵入侵城里的一處難民營的情形，他和他的兄弟是難民營志愿者隊的成員，組織這個志愿隊是為了防止有人趁火打劫。日本人誤認為他的兄弟是中國士兵，將他用刺刀刺死，其頭部中三刀、脊柱也中數(shù)刀。薩頓標注了一下，考慮把殷王氏當作證人。

殷王氏的證詞從筆錄再用打字機打出來，并讀給他聽，然后殷王氏印上指印，最后由莫羅簽上字。這種認證的程序——訪談、謄寫、翻譯和公證簽名——將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不斷重復(fù)，為這批險些成為無名受害人的幸存者錄下證詞。

這天和這周接下來的日子，大家都在上海忙得不可開交，按照計劃或是臨時自發(fā)地聯(lián)系證人或是尋找證據(jù)。當莫羅去詢問軍方消息來源時，薩頓就與上海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劉世芳共進午餐。來自國際檢察局中國檢察小組的裘劭恒也參加了午餐會，但卻并不需要擔任翻譯。

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梅汝璈法官和向哲濬檢察官一樣，劉法官也是一位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法學家；他曾在奧柏林學院讀本科，后來在耶魯大學獲得法學學位。之后，他在柏林大學學習哲學，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東西方不同的司法概念。

當薩頓在做筆記的時候，劉世芳告訴了他“南京大屠殺”的情景。他談到女孩們被剝光了衣服，用繩子綁著展示在哈哈大笑的日本士兵面前——這些場景的照片成了日軍的紀念品。劉世芳還談到了日軍在南京對中國男性的羞辱。例如，那些不向路過的日本軍隊行禮的人必須跪12—30個小時，這是對他們不敬行為的懲罰。最后，他描述了大規(guī)模的屠殺，受害人懷疑是國民黨的部隊。“太可怕了。”他對薩頓說。

第二天，3月14日，兩名檢察官奔走于美國陸軍和領(lǐng)事館的一個個辦公室，解釋他們的任務(wù)是什么。他們還抽出時間，造訪了國際基督教會。長期以來，國際基督教會一直支持中國的禁煙運動，而且能夠提供兩卷有關(guān)南京大屠殺和1938年漢口淪陷時類似暴行的檔案。該會負責人鮑引登（Charles L. Boynton）告訴他們，金陵大學歷史系的美國教授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曾目擊了南京的暴行，他和其他師生東躲西藏了三年，現(xiàn)在已經(jīng)回到了南京。鮑引登建議道：“貝德士可能是最好的證人。”

薩頓和莫羅隨后找到了澳大利亞記者田伯烈。田伯烈是《侵華日軍暴行錄》（What War Means）一書的作者，現(xiàn)在受雇于聯(lián)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但由于田伯烈沒有目睹南京大屠殺，所以作為人證他并不能證明什么。不過，田伯烈的著作倒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日記和信件的合集，這些日記和信件的作者都是安全區(qū)里的目擊證人，他們可能會提供強有力的證據(jù)。

前面已經(jīng)提到的貝德士博士是南京國際紅十字會的成員，他是田伯烈的主要信息來源。田伯烈又加上了約翰·馬吉（John Magee）的名字，馬吉是一位美國圣公會牧師，他用500英尺長的膠片拍攝了大屠殺影片。在美國廣為流傳的選段，記錄了可怕的殘殺、搶劫和對城市建筑物的破壞。

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大屠殺照片，圖片來源：wiki

第二天，在一次漫長的會議上，一群美國軍官激動不已地向薩頓講述日軍虐待戰(zhàn)俘的罪行有多重，不僅僅是殺害杜立特飛行員。他們還談到了巴丹死亡行軍、菲律賓、中國臺灣和朝鮮，特別是沈陽的囚犯，那里有1000多人死于毆打、疾病和饑餓。

盟軍統(tǒng)帥部法務(wù)科的卡彭特已經(jīng)收到了20—30份沈陽戰(zhàn)俘的宣誓書。那天在上海還有一場會議，會上一位美國律師跟薩頓交換了更為全面的意見，他告訴薩頓，中國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技術(shù)援助。薩頓認真地做了筆記。“中國有著聰明智慧的人民，”這位律師告訴他，“她的人民就是她的資源。應(yīng)該發(fā)展小型工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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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學地處南京鼓樓區(qū)。1946年4月3日晚，薩頓在大學附近貝德士的家中與他會面。大學的師生曾經(jīng)南撤，但現(xiàn)在已返回南京。盡管遭遇了不少困難，但貝德士的大多數(shù)文件和記錄都還保留著，這使薩頓如釋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