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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現實喜劇《蒙提·派森的飛行馬戲團》中，我最愛橋段是委內瑞拉工人階級上街游行、呼吁國家采取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好吧，那一幕并不存在，是我瞎編的，不過也恰恰說明了這一慕有多么荒謬，以至于我們只能想象它在《蒙提·派森的飛行馬戲團》中出現。但這種荒謬性并不妨礙《電訊報》在社評中做出以下論斷：“今天，國有化在委內瑞拉成了罵人的臟話，人們正強烈呼吁各大產業再次私有化。” 這樣的論斷被英國媒體視作常識，完全無需提供任何佐證，甚至不必假借某個虛構出來的名叫費爾南多的農民之口說出上述言論。

他們的結論——因為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出了毛病，所以“失信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必須被丟進歷史的垃圾箱”——再次說明作者是多么魯莽自利、輕慢無知，才拼湊出一篇符合編輯部立場的文章。他們連連貫的句子都寫不出，甚至寫得還不如那篇讀起來牙齒都磕絆不斷的《科爾賓同志的宮廷政變》（Comrade Corbyn’s Palace Coup）。

《電訊報》一向不負眾望地精彩扮演著所有西方報紙中最魯鈍的角色。一方面出于對國際自由主義的熱忱，另一方面出于對其他國家社會、歷史、政治環境的無知，《電訊報》代表了西方的一種意識形態。在這種意識形態里，每個人都想成為西方人。

在垃圾箱中翻找食物的加拉加斯人

從委內瑞拉的失敗推導出社會主義永遠行不通，這樣的邏輯就跟拿一臺不插電的洗碗機來證明天下所有洗碗機都將無可避免地失靈沒什么兩樣。

委內瑞拉的問題在于，它不具備任何使社會主義或其他任何政治哲學正常運作的條件。馬杜羅總統采取的非理性經濟政策本身，只是該國治理問題表現出來的癥狀。實際上，西方在分析委內瑞拉的悲劇時，是把馬杜羅政權政策錯誤和政府腐敗割裂開來的——換句話說，他們認為即使在相對廉潔的政治環境下，該國政策仍是具有破壞性的。

然而看看委內瑞拉的歷史我們就會知道，這兩個因素是無法割裂開的。西方明明懂得這個道理卻裝作無知，是因為他們早已想好了結論，再找理由來套這個結論。然而，看看委內瑞拉獨立運動之父西蒙·玻利瓦爾的研究結果，我們就會發現該國還有許多深層歷史問題沒有得到解決，而今天社會主義失靈只是這些問題的表面癥狀。

現代委內瑞拉是一出放縱與混亂的悲劇，其豐厚的自然財富竟然成了其經濟欠發達和持續革命的原因。500年前，當西班牙“征服者”登陸委內瑞拉時，這片土地已經非常富裕，因此沒有必要建立像北美那樣創造和傳播財富的組織機構。由于土著居民沒有被消滅，作為殖民者的“克里奧爾精英”（出生在南美的西班牙白人）在當地仍然是少數民族，而在1811年委內瑞拉獨立后，他們卻以1％的人口擁有了當地幾乎全部土地。在這一群體發動政變之后，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成為了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意識形態。如果將反對革命但鼓勵改革的英國憲法與委內瑞拉憲法進行對比，差異無比強烈。據我上一次統計，委內瑞拉的憲法已經更新到第26部了。

哪怕曾經深陷挫敗，哪怕曾遭流放他鄉，哪怕已經去世200年，西蒙·玻利瓦爾對當代委內瑞拉的了解程度仍然超過當今西方世界的任何人。玻利瓦爾曾經提出，代議制不適合委內瑞拉，因為“我們當中既沒有行政官，又沒有金融家，也很少有商人。”現代自由主義者當然更無法接受玻利瓦爾的結論。他曾經這樣問道：“鑒于我們的種族混合情況和道德記錄，我們能否承受得起一個法律在領袖之上、原則在人民之上的體制？”

1828年的委內瑞拉是一個除了人之外，既沒有財產也沒有法律的國家，玻利瓦爾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頒布了憲法，規定了自己作為終身獨裁者的角色，賦予了自己選擇繼承人的自由——查韋斯后來也享受了這樣的特權。

委內瑞拉國父西蒙·玻利瓦爾（1783-1830）

帶著歷史眼光，我們現在可以回過頭看一下委內瑞拉今天如何制定政策。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將委內瑞拉政府管制價格和扭曲市場的行為——它們無疑是笨拙和欠考慮的——視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實踐結果。

但西方媒體的經濟理性主義僅僅是一個煙霧彈，它是為了掩蓋那條同時受到玻利瓦爾贊美與譴責的悖論，即凌駕于法律之上的人。根據委內瑞拉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外匯政策，該國可以同時以三種匯率進行交易，政府高官可以輕易買賣美元套現5萬倍差價。這叫做社會主義，還是后現代脫離責任制軌道的玻利瓦爾專制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