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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從1960年代末開始大規模進行的大學校園向城市郊區轉移，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近年來日本諸多大學已經關閉了位于城市市郊的校區，剩下的學校也在為搬往市區做準備。究其原因，依然是困擾當下日本社會的頭號問題——少子化。

幾天前，大妻女子大學正式宣布，將從明年開始整備位于埼玉縣，屬于東京都市圈遠郊范圍的狹山臺校區。正在此就讀的文學部、家政學部的一年級學生將全部回到位于東京市中心的千代田校區完成學業。另外，位于東京都西部，屬于東京近郊范圍的多摩川校區也正在討論是否進行校區整備，如果決定整備，那么比較文化學部、社會情報學部等學院的學生也將在2016年回到千代田校區完成學業。

大妻女子大學校長伊藤恭朋在接受采訪時直言，多校區的設置對郊區校區的學生不公平。“從學生的角度來講，市內校區的學生在提高自身學術水平、就職、課余活動上都有著很大的優勢”，“而且，開設多個校區也為學校經營帶來負擔。學生總量在減少，這樣對于郊區的學生會越來越不利。”伊藤校長如是說。

無獨有偶，不僅僅是大妻女大，這幾年來，相當多的大學都開始將郊區就讀的學生轉移回市中心的校本部就讀。這其中不乏優秀的尖端學府。去年，明治大學中野校區、拓殖大學文京區校區都開始了調整學生容量的改造工程；東京理科大學也將就讀于埼玉縣久喜市的學生轉移至東京新宿的神樂坂校區；同志社大學、南山大學、立命館大學也正在探討轉移郊區學生回到市中心校本部就讀的相關事宜。

日本的大學向郊區轉移的工程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期的背景下推行的。1959年，為了控制城市過度膨脹、合理規劃都市發展，以東京為核心的首都圈地域制定了《工廠等限制法》，規定在首都圈城市市區內，嚴禁占地1500平米以上的工廠、學校的增設、改造。以此為效仿，大阪、京都核心的近畿都市圈在1964年也制定了類似法律。在1960年代，適齡青年大學入學率以近乎每年30%的速度增長，位于市中心的各個大學校園不堪重負，“人地矛盾”愈發嚴重。在明治大學，某些本來定員5人的宿舍為了解決問題，竟然擠下了12人之多。而在東京大學，“人地矛盾”更是成為了1968年末至1969年初著名的“學生全共斗”和“安田講堂事件”環境基礎。（觀察者網注：“學生全共斗”是指1968年【昭和43年】——1969年【昭和44年】發生在日本的學生運動。“安田講堂事件”發生于1969年1月18日、19日。當時，東京大學本鄉校區遭全學共斗會議占據，之后警視廳出動機動隊逮捕了90名學生，才解除了學生對于安田講堂的封鎖。此次事件也被稱為東大安田講堂攻防戰。因為這事件的影響，是年東京大學的入學考試終止辦理，次年入學者為0。

為了消化伴隨戰后嬰兒潮帶來的學生隊伍暴增，很多大學都在郊區新設校區，用于安置學生、緩解都市圈內早高峰公共交通擁擠的狀況。但是40年后的今天，社會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于經濟高速增長期。經濟停滯、少子化等現實問題，使得大學開始思考，把“轟出去”的學生再次“請回來”。

從2000年開始，從日本國家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為解決這個問題而探索。2002年，國會通過規制緩和議案，撤消、廢止了各個都市圈法律中對校園用地限制的條款。并且，伴隨著日本產業制造向海外轉移和小學、中學的合并，都市區域內出現了一定數量能夠建設為正規大學校園的土地。在之前，城區內新建的大學校園多數是以辦公室、宿舍、教室合為一體的大樓作為形式的，比如中央大學神田校區等等。而上述條件的不斷達成，也為“大學校園”回歸市中心提供了保證。

實際上，郊區校園重新回到市中心的轉移工程已經有了較為成功的案例——東洋大學，因而也進一步刺激了其他大學的轉移計劃。早在2004年，東洋大學就決定將正在埼玉縣朝霞市校區就讀的5個學院的學生回遷至位于東京都文京區的校區就讀，結果，在2005年的統計調查中，志愿前往東洋大學的學生數量比前一年提升了將近9個百分點。

日本東洋大學

這一巨大成功無疑使相當處在觀望中的大學確立了“回歸市區”的計劃。根據利庫路特進學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緊隨東洋大學的腳步，進行了校區轉移工程的共立女子大學、東京家政大學、立正大學、國士館大學等學校的志愿進學率都有了較為明顯的提升。

有鑒于此，“大學回歸市區”已經被相當多數的學校視為改善經營的“勝利方程式”。

伴隨著少子化持續而來的生源減少，爭奪生源將是日本大學教育界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核心的問題之一。毫無疑問，位于市中心的校園擁有著更多的生活便利性和資源優越性，對于撫養學生的家長來講，為在市區校園上學的學生支出的費用也會比郊區的成本略低一點。各個方面都在催促大學不斷地改變經營戰略，加快重回市區的腳步。但是，對于已經在市郊建設了數十年的很多大學來講，這種工程不是一蹴而成的簡單行動——教學、行政、生活機關都將需要轉移。因此，未來的十幾年，對于日本的諸多大學來說將可能是“搬家的十年”。

不過相比較于“搬家”所帶來的困難，“2018問題”、郊區大學城問題可能對大學教育和日本政府帶來更多困擾。

根據厚生勞動省和文部省的數據推測，日本十八歲以上人口將在2018年后迎來整體的數量下降，在校大學生數量將會在之后的十年間有明顯減少。而學校學生總數少于500人的小型大學將會首當其沖陷入經營困難的狀態。這對于以私立大學為主的日本大學界將會是一個相當可怕的事情，而目前來看，應對方法恐怕將只有擴充留學生數量這一個并不算明智的方法了。當然，這意味著各國留學生申請日本的大學將更加便利，尤其是對于留學生輸出大國的中國來講，未來前往日本留學可能更加容易——想想現在英國遍地的中國留學生吧……而且剛剛結束的APEC會議上，日本方面似乎也有放寬赴日留學條件的想法。

但是一個國家的教育不能僅僅依靠留學生“養活”。在少子化的社會背景下，日本大學教育的困難將會越來越多。重新回到市中心也不過是短期辦法，恐怕提高生育率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而大學回遷至市區，對于地方經濟而講也將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很多中國大學生應該深有感觸——幾所大學聚集而成的大學城，能夠養活當地的第三產業。這種近幾年才在中國形成的“大學城經濟”實際上早在30余年前就已經在日本開展起來了。而這些大學的回遷，對于這些第三產業而言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幾天前，愛知縣瀨戶市的市長就公開表示了大學回遷對于地方經濟產生負面影響的恐懼，他公開表示“沒有住宿生將是瀨戶市的噩夢”。瀨戶市作為名古屋部分大學建立郊區校園的選擇地之一，自1970年代以來三十余年，當地的商戶和大學生建立了相當和諧的關系，而多所大學也為經濟帶來了希望——在1999年，瀨戶市銷售額的40%是這些大學生創造的。而伴隨著2008年以來名古屋學院大學、南山大學等大學不斷地將學生回遷至名古屋市區，瀨戶市的商業活動也陷入衰退。

“（大學）回歸都市是必然潮流，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瀨戶市市長無奈地說道。

其實對于日本教育界、日本社會來說，少子化下大學教育方式回歸過去也不過就是這樣一句話——“是必然潮流，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逐年下降的日本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