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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構思、寫下這篇文章的數十分鐘之前，筆者所供職的雜志社的一名記者同事，剛剛在橫濱反對安保法案的游行隊伍中，被神奈川縣的警察所攻擊。他的腦袋上結結實實地挨了一警棍——“我覺得我可能被打得更清醒了”，他在電話里略虛弱地說，“現在的日本果然是平成了。”

2014年年底以來，根據筆者的親身經歷和同媒體人——包括左翼媒體公司的記者編輯、右翼報社的記者和一些自由媒體人的交流，我能夠深深地感受到，日本媒體賴以自豪的“取材自由權”正在被政府權力一步步地蠶食，陰影正籠罩在日本媒體和國民的頭上。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左翼媒體是戰后日本媒體界的主流。盡管《讀賣新聞》等右翼、中立偏右的媒體常常占據報紙發行量的第一位，但是輿論界的整體觀點以今天的目光來看仍然是整體“中立偏左”的。但是泡沫經濟崩潰和1997年金融風暴給日本經濟帶來巨大創傷以來，隨著日本人“自信感”的消失，伴隨而來的對日本國家地位、民族屬性的集體性懷疑和對政治活動的疏遠、不信任，尤其是國民對于2005年以來中國崛起的恐懼，媒體界整體在向右傾斜。目前來看，報紙界幾大巨頭除去《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之外，都是一般意義上的中立偏右或右翼的報紙。而雜志界的幾大翹楚卻還仍然能夠以中立偏左為主流。（需要解釋一下，日本很多左翼或中立偏左的媒體雖然是左翼觀點，對日本的保守政治持反對態度，但并不一定都秉持“親華”的觀念。這是很多國人在對應日本媒體觀點、文章的時候常常會犯的一個錯誤——即把“左翼”同“親華”一廂情愿地聯系起來，這種親左不親華媒體的典型例子就是文藝春秋社、新潮社。）因此，朝日和每日兩社再加上雜志記者，已經成了日本政府近十個月來騷擾的重點對象。

大家應該還記得幾個月前，自民黨的青年“領袖”們在半公開的“媒體懇談會”上（沒錯，只有自民黨欽點的媒體才能去這個“公開”的集會）高喊著要逼停“不聽話”的報社，“拆了他們的報社大樓”，“派出特工監視這些媒體的記者”。當時的筆者還在SNS和論壇上把這些家伙批判了一番，在指責自民黨狂妄自大蔑視民主的同時嘲諷了這些“革命小將”的愚蠢。

誰曾想一語成讖。近兩周來，某家著名雜志社的三位記者和編輯在報道了安倍晉三吐血的相關消息后，接連數日在外勤采訪、午休甚至早晚上下班的路上發覺被人跟蹤。如果說這三位還可能只是神經過敏，那么該雜志社在相關報道發布之后連續幾周每天都有無言的騷擾電話打來，就不得不讓人后背發涼了。

而更加明目張膽的事情還在后面，9月初，內閣官房“邀請”（亦或是命令？）包括這家雜志社在內的數家左翼媒體人士開了一個“交流會”，在這個只讓政府說話的“交流會”上，政府人士明確地“希望”（亦或是命令）與會媒體在“總理和其它大臣個人生活的相關報道上秉持報道底線”——對，要有底線，那么幾年前某些報紙攻擊、造謠民主黨的枝野幸男議員家庭不和、日本共產黨的志位和夫委員長得了癌癥、朝日新聞的單身男性高管逛紅燈區的時候，底線一定是比現在要低的。

對于有歷史傳承的媒體來講，這種“交流會”無外乎就是70年前大政翼贊會的“情報通報會”的現代版——那么與其如此不如把特高警察和報刊審查警察也恢復了好了，這樣的話就一定不會有某些政客不喜歡的聲音出現了。

何況，報道政客生活也是撕破某些道貌岸然的政治家臉皮的手段，而戰后以來，這項權利一直是被尊重的。紅丸案下卑鄙的稅金外流，洛克希德案下無恥的金權交易，利庫路特案下骯臟的責任推卸被媒體們一次又一次捅出來的時候，自民黨政權并沒有做什么。而現在果然是平成了，自民黨已經可以像大政翼贊會一樣，手持所謂“國家利益”的尚方寶劍，揮砍著那些“不聽話”媒體，直到“拆了他們的大樓”為止。

日本的媒體，尤其是左翼媒體有一個潛在的精神原則——“媒體的基本的反權力”，對此筆者并不表示贊同，筆者更喜歡早年間文藝春秋社的總編輯長半藤一利先生對此的一個注釋——“媒體的基本應該是反‘惡權’”。但是如今來看，“惡權”可能比媒體人們想象的要更為強大。最近幾日安保法案最終審議甚囂塵上，而很多媒體也逐漸的放棄偽裝露出了本性。

此時就不得不說回到文章一開頭所提及的游行。9月16日，當安保法案的地方聽證會正在橫濱召開的時候，抗議安保法案的群眾在聽證會召開的酒店周邊進行了游行示威。而提前得知消息的警方封鎖了酒店周邊的數個街區，筆者同事知曉后前往現場進行采訪。在下午4點左右，警察和游行群眾爆發了沖突，警方開始毆打、驅散聚集于此靜坐中的示威群眾——然后我的同事就挨了一警棍，盡管他的右臂佩戴著表示媒體記者身份的“取材”和“XX社”的袖箍。稍晚的時候，東京國會議事堂周圍也聚集了相當數量的民眾，警方為了“維持秩序”，甚至抓捕了十數名群眾。

9月17日，日本民眾游行抗議安保法案

即使在1960年，日本全國上下反對日本安保條約，十萬多人聚集在國會和皇居前抗議的時候，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的政府都沒有率先揮起警棍向群眾沖鋒（后來在示威走向暴力化的情況下警方才借機使用武力），岸信介幾十年來還是被批得狗血淋頭。而今天的日本政府卻肆意毆打毫無過激行為的群眾，抓捕游行示威的市民，甚至連媒體記者都不放過。

但這個時候，那些媒體沒說這破壞了“民主主義”。

幾十天前，自公兩黨不經質詢不經審議性討論，完全無視既有法案原則，強行表決通過了安保法案的眾議院審議。而幾十天后的9月17日，自公兩黨如法炮制故技重施，再一次強行表決通過了安保法案。盡管這種無視國會議事規則甚至無視憲法，通過可能違憲的法案的行為在戰后沒有先例。

但這個時候，那些媒體沒說這破壞了“民主主義”。

幾天前，自民黨的議員參加了東京支持安保法案的游行示威。盡管有人在網上爆出在這場游行里每找來10個人就可以領到1000日元。那些媒體依然說這是“自發的”“自愿的”。

但這個時候，那些媒體沒說這破壞了“民主主義”。

可當民主黨和共產黨的議員參加了反對安保法案的游行，這些媒體一股腦地冒了出來，高喊民主黨“行為不端”“煽動民意”。《朝日新聞》在其網站上報道了民主黨的部分議員的言論，《產經新聞》就在它的網站上高喊“《朝日新聞》和民主黨表示反對安保法案……”而產經的老板富士電視臺，更是在直播節目里請了“評論家”大言不慚地說“民主黨的街頭運動是日本民主政治的恥辱”——而這些“評論家”的腦袋里定然不會想起來富士臺和自民黨之間微妙的“權力-輿論-金錢”聯系，以及幾天前自民黨議員鉆進支持安保法案游行隊伍的事情。

而民主黨和共產黨的議員們在參議院做著抗爭的時候，這些媒體忙不迭地說民主黨議員阻撓會議，而某些門戶網站也扯下了“中立”的面具，單方面推送抨擊在野黨的新聞和評論，叫嚷著“民主黨不遵守規則”、“在野黨正在摧毀日本的未來”。絲毫不見幾年前民主黨執政時，自民黨攪亂國會和幾十天前強行表決的時候那般“客觀”和“冷靜”了。

對，現在那些媒體跳出來了，“破壞民主主義”的大帽子一頂又一頂扣到在野黨的腦袋頂上。現在“民主主義”出現了。如果這就是日本現在的民主主義，那么我看不出來這又比臺灣式的民主高明到那里去，看不出這般“民主主義”哪里像是一個“脫亞入歐”150余年、亞洲唯一一個發達民主國家的“民主主義”。

日本走入了允許集體自衛權實施的時代——所有的左翼媒體人都感受的到，媒體頭上的陰云已經越來越濃，“民主主義”的氛圍也越來越“好”了。日本戰后以來的發展靠的是日本人的危機意識加上奮斗精神，而現在平成的日本人已經沒有了奮斗的能力，亦失去了判斷危機的能力。當一個國家的國民思維越來越蠢的時候，媒體的煽動力就是這個國家未來的第一導向。

天陰了，要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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