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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中國一系列經濟數據都呈現出減速趨勢，廣義貨幣（M2）較5月末下降1.8%，社會融資規模較去年同期減少7427億元，人民幣存貸款余額增幅均較上月有所縮減，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持續回落，進出口增速也雙雙下降……宏觀經濟整體狀況不容樂觀，偏偏又雪上加霜地來了“錢荒”。對此，外資機構紛紛表示這與“克強經濟學”有關。

“克強經濟學”之說出自英國機構巴克萊銀行，根據巴克萊銀行的概括，“克強經濟學”有三大支柱：調結構、去杠桿和經濟減速。經過多家外資機構的引用和媒體的渲染，“克強經濟學三大支柱”已然煞有介事，簡直成了理解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圭臬，似乎“減速”真成了中國的政策目標。

果真如此嗎？李克強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要點是怎么說的？對于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又該如何理解？這些還需正本清源，重新剖析。

7月16日，李克強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聽取專家和企業負責人的看法和建議。在這次經濟形勢座談會上，李克強指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經濟大起大落，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其“下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上限”就是防范通貨膨脹。當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內，要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以調結構為著力點，釋放改革紅利，更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和自我調節的作用，增強經濟發展活力和后勁；當經濟運行逼近上下限時，宏觀政策要側重穩增長或防通脹，與調結構、促改革的中長期措施相結合，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

可見，在李克強本人的表述中，“合理區間”才是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前提。只有當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中的時候，“調結構”才成為政策的著力點。如果經濟運行不在合理區間內，則政策目標是使經濟運行回到合理區間。

對于“合理區間”李克強也給出了定義：其“下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上限”就是防范通貨膨脹。可見，正版的“克強經濟學”是以穩增長為下限的，絕不是像某些輿論渲染的那樣以“減速”為目的甚至不惜“硬著陸”。

既然李克強版的“克強經濟學”是以穩增長為下限的，那該如何理解當前中國經濟出現的減速跡象呢？在出現減速跡象的情況下仍在強調“調結構”、“去杠桿”與有意識地引導經濟“硬著陸”區別何在呢？

這就涉及到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以及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宏觀經濟學這兩個根本問題。

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與工業化過程有關，作為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國家，向全球出口工業品多年以來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又與全球產業大轉移密切相關，簡略概括的話可以說過去二三十年是“發達國家”們把工廠轉移到了中國，然后印鈔向中國購買產品。在這個過程中，宏觀看，中國實現了出口拉動下的GDP持續高速增長；微觀看，企業在追求外貿訂單，而國內內需不足。

2008年起美歐先后爆發金融危機并延續至今，直到現在，歐美國家的復蘇形勢依然不容樂觀。這就使得歐美國家“向中國買東西”的需求減少了。在一群首先需要勒緊褲袋過日子的買家中間，出現今年3月份，中國的20大貿易伙伴之中，14個國家地區的對華進口增長同比下降這種事一點也不奇怪。

面對全球金融危機，2008年時中國采取的政策是“四萬億”的投資刺激政策。這一政策穩住了中國的經濟大局，但本質上仍然是出口導向的，即投資建起的新工廠和基礎設施本質上仍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

毫無疑問，在全球經濟低迷、外需疲軟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需要向內需轉向。這個說起來很容易，但實際做起來很難。難點在哪里呢？

在出口導向的情況下，企業從國外獲得訂單，然后主要在國內采購原材料、零配件，整個價值鏈由此運轉起來。轉向內需的話，難道不是從國內獲得訂單就可以了嗎？關鍵問題就在于：沒那么簡單。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工業體系講究配套性，按照外需配套起來的生產鏈條跟國內的需要是不一樣的。怎么個不一樣呢？拿最簡單的例子來說，美國的標準電壓是110V而中國的標準電壓是220V，這樣就會使得電子產品在設計上就有很大差別。這僅僅是外需與內需不同的一個小側面，實際上外需與內需的不同幾乎方方面面無處不在。因此，要想從外需轉向內需，從微觀層次來說，其實是整個生產系統的結構重組。而且不僅僅是生產系統重組，一個工廠要重置生產標準的話，有巨大成本，要想讓這種成本投入值得，就需要有將來的訂單量為保障，而這就涉及到國內的消費問題了。此外，外需轉為內需還涉及到復雜的金融體系調整。總之，“調結構”是一個全面的復雜系統工程。

目前來看，外部購買力低迷會成為將來很長一段時期內的常態。如今的形勢逼著中國不得不加快宏觀政策框架的調整步伐，走“調結構”的新路子，再走“保增長”的老路就要行不通了。

毫無疑問，“合理區間”及上下限的提出對于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是一個明示。但具體如何判明經濟運行是不是處在合理區間呢？調結構又具體怎樣操作呢？這些可能都不是簡單使用現有的宏觀經濟學能夠回答的。

現代的宏觀經濟政策，各國采取的政策雖有不同，但是不論一個國家遵循的是凱恩斯主義，還是貨幣主義，從本質上來講，其實走的都是依據監測到的數據來制定政策的路子。這條路子的核心基礎是監測數據，監測數據是怎樣來的呢？這里其實有一個叫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的基礎，SNA是西方國家在二戰后依據西方經濟理論選取考察對象建立起來的，這個體系可以用來對一國的國民經濟活動進行綜合考察和統一核算，其中的主要數據包括我們熟悉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國民收入（NI）等，然后政府再依據這個體系反映出來的數據和情況制定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

但是這種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方法暗含了一種假設，就是世界經濟環境是穩定的。而世界經濟環境自經歷金融危機以來，一直處在非常態運轉的情況下，再用“理想態”的政策制定來應對，很快也將會行不通。亦即：現在的宏觀經濟學都是基于統計數據的，但這些統計數據卻沒有指向性。比如說，現在的宏觀經濟學只能給GDP增長與應該采取政策措施之間建立關系，但是卻對于“什么樣的GDP增長”沒有區分。可以說，現在的宏觀經濟學可以說都是基于標量的宏觀經濟學，而“調結構”則需要基于矢量的宏觀經濟學。

綜上來看，全球經濟陷入危機泥淖且復蘇艱難這一大背景，導致中國面對的局勢有兩個“行不通”：一個是靠出口來保增長的老路行不通，一個是靠SNA體系來制定宏觀經濟政策行不通。在這樣的境況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中國高層今年會先后發出不一味追求貿易順差和GDP的言論，因為中國經濟現在首當其沖要做的事情，是在保持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間的前提下“調結構”，也就是對外要轉變依靠出口來發展經濟的模式，對內要盤活存量、激活市場。

李克強對于如何調結構有個概括性表述。李克強說，把握好合理區間和政策框架，必須增強宏觀調控的科學性、預見性和針對性，既要深入研究戰略性、規律性問題，也要敏銳捕捉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既不能因經濟指標的一時變化而改變政策取向，影響來之不易的結構調整機遇和成效；也不能對經濟運行可能滑出合理區間、出現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應對準備。要注重創新驅動，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克強經濟學”所進行的宏觀調控是基于對全球經濟局勢以及自身發展態勢的統合分析之上的，它清楚地表明，過去看重的經濟指標的一時變化，甚至經濟運行滑出“上下限”的合理區間，這些情況在中國經濟轉型期間都將不再足以構成改變宏觀政策走向的全部原因。中國經濟升級版正在顯現雛形，我們可以期待一條不同于擴張性資本主義體系的宏觀經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