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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中，以歷史維度與現實維度作對比，深刻揭示了當今世界所面臨的矛盾。

當今世界在生產力條件、人均財富、信息化程度等各類物質文明水平超出以往的條件下，卻陷入了深刻的發展困境。國際金融危機歷經十年而未消除，反而向深層次發展；難民危機、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呈現復雜化趨勢；“逆全球化”浪潮深刻改變著西方政治生態；國際貿易呈現持續低迷甚至停滯狀態。可以認為，這些狀況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秩序陷入了嚴重危機。

放眼全球，近年來始終保持穩健向好發展勢頭的主要經濟體只有中國。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形成了鮮明對比，世界局勢的深刻變化愈發彰顯出中國的制度優勢。

西方民主遭遇制度困境

追根溯源，西方民主是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不同社會集團之間長期斗爭與妥協的博弈均衡的產物，并不具有普適性。美國經濟學家曼庫·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一書中使用“分利集團”概念分析西方民主的社會基礎。他認為分利集團是現代西方民主中最活躍的組成部分，傾向于在社會總體利益不變的情況下，設法增加自身在其中的份額。

曼庫·奧爾森（Mancur Lloyd Olson, Jr）（圖/Alchetron）

把分利集團理論應用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可以勾勒出一幅西方民主起源演化的圖景。

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在《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中指出，商業的近現代發展主要來自“中間商階層”的擴展，即買者（消費者）和賣者（生產者）并不見面，而是通過中間商作為橋梁和紐帶。所謂市場配置資源主要是通過各類交易所等中間環節配置資源，其實質是由中間商群體來定價。中間商（包括銀行家）不是企業家（生產者），只是中介，他們并非社會財富的生產者，而是分利者。

中間商階層15世紀已興起，而企業家階層18世紀之后才開始興起。西方民主起源于一系列資產階級革命，亦即中間商階層對封建領主階層等其他集團的斗爭。即使到1832年英國議會改革時，英格蘭與愛爾蘭也僅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成年男性有投票權，蘇格蘭二百萬人口中僅約三千人有投票權，而當時資產階級社會亦即中間商階層主導經濟活動的社會早已成型，“改革”只是把投票權擴大到中小中間商范圍。

現代西方政治民主發展的歷史，晚于資產階級社會的成型，因而其演進歷史的每一步都貫穿著“中間商倫理”即分利訴求：在經濟活動開始之前即要求談妥利益分配方案。早于現代政治民主的公司民主，股東投票權早在17世紀即已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出現，堪稱西方民主的早期范型。西方政治民主的發展進程——從部分人的民主開始緩慢擴大投票權范圍，直到普選制在二戰后逐漸實現，本質是模仿股東投票權，讓分利參與范圍逐漸擴大。普選決定著未來數年的執政黨派及其政策取向，其實質是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開始之前即要求劃分發展果實。

把分利集團理論應用到當代西方社會，可以看到西方民主走向制度性困境的必然規律。西方民主的演變史，決定了當代西方經濟社會體制的運行建立在“先分利，再發展”基礎上。于是，發展成果要能夠不斷滿足分利期望，社會運行才可持續。

成型于20世紀60年代的普選制可以看作全民分利制度，它必然導致政治訴求一味追求高福利，政策短視，沒有長期目標。沒有長期的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社會運行就需要依賴信用體系來兌現分利期望。為了建立信用體系，經濟社會各環節運行都被會計化進而金融化，就連個人行為都被納入信用體系和社保體系中，從而出現了經濟金融化現象。

在經濟金融化的社會中，各種對未來經濟數據的預期都可以被計算、細分、轉移、折現，企業追求“畫大餅”從而實現“高估值”，個人生活被社保基金的投資收益預期所綁定。于是，整個社會的未來取決于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從而帶來先前分利預期的變現。

然而，政治上全民追求分利、經濟上各類中間環節形成多個分利集團相互博弈的社會，必然出現“畫大餅”速度趕不上分利欲望膨脹速度的局面：社會債務規模不可控地膨脹，超過了創新能夠帶來的新增償債能力。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金融危機日益向深層次發展的西方經濟危機，意味著“先分利，再發展”的西方民主必將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