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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按】

本文來自時尚雜志《嘉人》最新一期，暫時未見于中文互聯網。雖然是屬于本期雜志“找回有氧生活”這樣一個小資時尚味十足的專題，卻在不經意間透露出日本福島核事故之后的恐怖世界。主人公kaoru的家距離福島核電站僅60公里。最讓主人公kaoru恐懼的是，鄰居們明明出現各種核輻射造成的癥狀（包括經常流鼻血），卻依然欺騙自己生活環境很安全。當kaoru要逃離福島的時候，甚至有鄰居斥其叛國。自我欺騙是怎么產生的？歸根結底與意識形態大環境有關。比如，與媒體長年累月對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的恐怖渲染不同，媒體對于福島事故總是在不經意間輕描淡寫。日本大地震之后，中國互聯網上一片對日本救災體制和人民素質的贊美，以至于多少掩蓋了日本國應對災難的無能和這場災難的真實后果。雖然由于媒體發達，福島核事故比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更及時地被曝光（只是局部曝光，東電和日本政府多次掩蓋準確信息），但日本政府與組織在事故之后始終沒有表現出蘇聯軍隊拼死挽救核事故的勇氣。即便如此，揭露福島生活慘狀的文章往往被媒體自動屏蔽，很難得到主流媒體報道。以至于只能偶然傳達出來，比如在《嘉人》時尚雜志中的意外泄漏。同屬這個專題的還有描述北京霧霾生活的文章，編輯本意在于圍繞環保做文章。或許人們并沒有意識到，恰恰是新媒體的無盡渲染導致居民對北京霧霾的恐懼程度加深，哪怕今天的北京空氣已經好于二十年前。也恰恰是媒體的美化，使得日本在如此糟糕地處理核危機之后依然被無數天真的人看作正常國家。至今，福島問題在時尚刊物編輯看來也僅僅是個和北京霧霾差不多的環保問題而已。

以下為原文：

你無法想象孩子們的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個夏天，他們無法到游泳池暢游，也不敢到戶外游戲，他們不敢吃福島最好吃的桃子，甚至不敢吃福島本地種植出的米飯，課外實踐時，他們不能到福島美麗的山水湖泊去郊游。所有這些，都令我感到難過不已。孩子們最期待的福島夏天沒有了。

所有的幸福，都被一場地震徹底震碎了

我叫Kaoru，今年46歲，個子不高，長著一張典型的東方面孔，在生人面前不太愛說話，甚至有時會表現出過分的緊張和謹小慎微。如果多聊上兩句，你就會知道我并不是一個人們眼中"典型的"日本人。

出生在普通的福島家庭，我的青春經歷了悠長的叛逆期。我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民謠歌手、翻譯、老師，甚至在加利福尼亞做過按摩女郎。我還能流利地使用英語。一段無疾而終的戀情為我帶來生命中最重要的禮物——我所摯愛的女兒Uta。

2008年，我懷上Uta時完全是個意外。得知懷孕的消息時，我和孩子的爸爸已經形同陌路，但我仍然決定生下她，我認為這是上天對我的饋贈。Uta的出生帶給我許多改變，我開始重新思考作為女人的意義和身為人母的責任。我帶著Uta回到福島，那里有我的父母和兒時的玩伴。

福島是個很適合養育孩子的地方。它位于日本的東北地區，四面環山，夏天酷熱，而冬天有大量積雪。我和Uta的生活過得簡單而平靜，她像所有孩子一樣單純而快樂地成長。我在白天努力工作，為她創造更好的成長環境，晚上則是親子時間。她會抱著我不停講在地幼兒園發生的趣事，我會在她入睡后耐心準備第二天的便當。

所有這一切，都被一場地震徹底震碎了。那天我正在上班，在出公室里突然感到劇烈的晃動。我當時腦子里的第一反應是想到煤氣有沒有關好?" Uta在幼兒園里，她應該是安全的。日本是地震多發國家，每個學校和單位都有完整的防震措施，老師們也很清楚如何在地震中保護孩子。

這就是后來聞名于世的里氏9.0級的地震，地震引發福島核電站的幾個機組先后發生嚴重的泄露和爆炸。從那以后，福島人只有生活在輻射里。

如果你無法想象那場事故對我的影響，一封在網上流傳的福島媽媽給全世界的信中這樣寫到：“生活在距離核電站60公里的地方，我們的家已經受到比切爾諾貝利更嚴重的污染，人們說土壤中檢驗出的銫-137至少會存在30年，但政府對此毫不關心，他們只是不停地告訴你挺住。”

作為母親，我不可能對每天存在于空氣中的有毒物質置之不理。想到Uta每天呼吸著帶有核輻射空氣，喝的每一口水、吃的每一口食物都可能是有毒的，這令我坐立不安。我不知道幾年以后她會不會患上無法治愈的疾病，我知道自己無法承受她可能沒辦法健康長大的事實。我到超市采購了大量的罐頭、活性炭和瓶裝水，我每天把Uta關在家里不讓她出門，從不開空調，甚至不開窗戶以避免灰塵的威脅。但這還遠遠不夠。

背井離鄉并不是我想要的，但面對這樣的環境，我別無選擇。

鄰居們都很焦慮，但除了譴責附和唉聲嘆氣也毫無辦法。我開始在網上瘋狂搜索事故發生后的報道，我和幾個福島媽媽一起建立了twitter賬號。有一天，一個twitter上的網友發給我一個鏈接，兩個生活在柏林的網友（其中一個是日本人）建立了名為Open Home的項目，為那些想要遷居到柏林的福島媽媽提供住所。

做出遷居的決定并不像想象中那樣簡單。我一生從未去過柏林，帶著女兒背井離鄉到完全陌生的國家生活，并不在我人生計劃之內。當我開始和周圍朋友談起搬到柏林的計劃時，他們都認為我瘋了。“你所要做的事情實在太瘋狂了太令人難以理解了。你應該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點反應過度。”有的人則直斥我這樣做是背叛國家。

雖然質疑讓我有所動搖，但一起工作的同事出現頭痛、發燒等癥狀，一些年輕的孩子開始流鼻血。我清楚地知道面對這樣的環境，我別無選擇。幸運的是，和許多福島媽媽相比，我有更多先天條件去加入這個項目。我是單親媽媽，當時并沒有和任何人約會，生活里只有我和女兒兩個人。我會說英語，有信心可以在任何角落生存下去。就算爭議重重，我還是滿懷希望提出了申請。

牽著Uta的小手步出柏林機場的時刻，我感到自己是一名母親

經過各種繁雜的手續，2011年底我和Uta來到柏林，我倆只有一個小小的行李箱。剛到柏林的生活十分窘迫，由于我拿的是非工作簽證，所以沒法找到正式的工作。項目為我們提供了不錯的住所，但我知道想要在這里生存下去必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學習德語、為Uta安排學校、布置新家、在各個處所打短工，所有這些都讓我精疲力竭。

Uta剛到柏林時只有3歲多，她對于突然轉變的生活環境展現出許多困惑和好奇。長途飛機、大街上的德國面孔、超市里不認識的罐頭和零食讓她既害怕又興奮。每個心力交瘁的晚上，Uta用她的小手撫摸著我的臉頰，告訴我“媽媽別怕”。那個時刻我覺得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她是個性格隨和的孩子，德語學起來也很快，融入新環境甚至比我還要來得容易。

來到柏林已經一年多了，我們的生活開始進入正軌。我剛剛拿到工作簽證，這意味著我可以開始自己的事業，我正在籌備屬于自己的日式按摩店。生活也面臨各式各樣的挑戰，項目為我們申請的簽證只到今年7月，意味著幾個月里我要準備大量的資料以確保我和Uta的居留權。

作為一個女人，你要顧慮的事情有很多：他人對你的看法、社會對你的評價，有沒有稱心的工作和充分的滿足感，有沒有令你感到幸福的戀人。但作為一個母親，你所能想的只有一件事：是否盡了最大的努力去保護自己的孩子。總有某個關鍵時刻會讓一個女人明白身為母親的意義。對很多母親來說，那個時刻并不是發生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而是她竭盡所能去避免可能失去孩子的那一刻。在牽著Uta的小手堅定步出柏林機場的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是一名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