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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姜鋒】

綜述過去一年的德國，最大的議題當屬默克爾總理本身。“默克爾沒下臺是個大問題，好在默克爾沒下臺”，一位德國資深學者這樣評價2019年德國局勢，意思是說，“默克爾是德國所有問題的問題，但沒有默克爾的領導德國的問題會更大”。

的確，2019年的德國政壇驚心動魄，盡管“倒默派”期盼默克爾早日交出權力，但也深深擔憂默克爾一旦離開留下的權力真空會給德國帶來巨大的政治震蕩，對公開談論“后默克爾”時代還是小心翼翼。盡管一年來德國發生的事紛繁復雜，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到一些趨勢性的特征，諸如經濟向好，政治分化，社會分裂，思想紛爭，大致上可以用“分”來描繪2019年的德國。

德國經濟上盡管低速增長，但依然保持了連續十年的不間斷增長勢頭，加之12月份IFO商業景氣指數上升到96.3，走出上半年一度出現的下滑趨勢，為下半年最高水平，增強了人們對德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信心。失業率下降到4.9%，就業人口4540萬，較上年度增長0.8%，創1990年兩德統一以來最高水平。人均工資水平增長3.1%，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長3.4%。看得出，經濟的增長給社會和民眾帶來了可觀的就業和財富，但矛盾的是，似乎沒有能增進政治的穩定與社會的團結。

在政治上，借用歐洲議會前議長、德國社會民主黨前主席舒爾茨的話，2019年是“糟糕的一年”。德國基督教聯盟黨和社民黨組成的大聯盟政府跌跌撞撞，多次近乎決裂。

默克爾是德國所有問題的問題，但沒有默克爾的領導德國的問題會更大

因主席納勒斯辭職，社民黨領袖一職長達半年缺位，群龍無首，黨內就自身發展方向和路線紛爭不斷，黨外又與執政伙伴基督教聯盟黨爭吵不休，民調成績下滑到歷史最低點。11月底該黨選出雙主席，左傾勢力獲勝，新主席艾斯肯是政壇新手，上臺伊始就不斷向聯合執政的基督教聯盟黨提出更高的要價，考驗著聯合政府的基礎。

另一方面，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自身日子也異常艱難，默克爾黨內接班人、黨主席卡倫鮑爾的位置被不斷挑戰，反對默克爾一派的力量躍躍欲試，黨內派系力量各有自己的主意，直到11月份萊比錫黨代會上卡倫鮑爾才以背水一戰的姿態強逼黨內取得暫時的團結，擱置矛盾。一般認為，暫時的平靜是下一次暴風雨到來的前奏，是反對默克爾和反對卡倫鮑爾的各種力量進一步組合，準備下一輪的進攻。

兩大執政黨內部紛爭勢必給聯盟政府造成很大沖擊，使得政府執政能力下降，使得默克爾本人的掌控能力也大幅下降，默克爾率領的政府正在脫離兩大執政黨孤軍奮戰，這在德國歷史上十分罕見。從華為等議題上，即可看出默克爾和執政黨的明顯分裂。默克爾出于為德國利益的考慮，不主張把華為排除出德國5G建設，而兩大執政黨內的部分議員則以國家安全為由提出反對，實際上是向默克爾造反，當然，也是受意識形態驅動。

在各州層面上，布蘭登堡、薩克森、圖林根州舉行了選舉，各州政黨政治力量進一步分化，傳統政黨衰落的趨勢還在持續。以社民黨為例，曾經的全民黨在東部的州，支持率已經下降到個位數；基民盟的支持率也同樣大幅下降。與此相反，左右兩翼的力量，特別是右翼的選擇黨力量大幅上升，政黨力量的分散不僅導致組建政府變得越來越困難，而且即使政府組建成功，其行動力也受到撮合在一起的政府中多黨力量之間相互掣肘，步履維艱。

政治的分化體現了社會的分裂。分裂在區域和階層之間發生，東西德的“再統一”，精英與底層關系的“民粹化”在撕裂著社會。2019年，德國慶祝拆除柏林墻30周年，但慶祝的熱情被懷疑的氣氛所沖淡。就連默克爾總理也認為，“德國完成了政治上的統一，但德國社會的統一還遠遠沒有完成。”統一30年過去了，德國東部在物理上徹底融入后，精神上卻與柏林漸行漸遠，依然存在的事實差距，更加劇了“東部佬”是“二等公民”的感受。

2019年11月4日下午，游人經過在柏林墻遺址基礎上形成的“東邊畫廊”。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攝

有統計數據顯示，在東德大企業管理層以及公共機構領導層中，來自東德的人員鳳毛麟角，其中無一大學校長來自東德，社會精英的位置均由西德人，甚至是外國人把持著。東西德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公民工資待遇也還存在較大的差距。聯邦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東西德平均月工資的差距仍然高達550歐元。在東德，薪資水平明顯低于西德。伯克勒基金會的研究報告顯示，同性、同資質、同工種的人在東西德的收入差距達到16.9%。知識分子和學者的收入差距也基本如此。

社會學家們關注到，兩德統一以來，東部優秀的年輕人，尤其是青年女子，紛紛遷移到西部去成家立業，導致留守東德的男性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失落感，覺得被政府、社會和女性遺棄，潛意識的男性尊嚴受到傷害，男性失敗主義已經成了東部一個非常特殊的社會心理力量，催化著民粹主義、排外主義、新納粹主義思潮的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