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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可悲地以為自己剛剛選舉出了新一屆國會。從形式上，他們當然選出了國會，但從本質上，他們并沒能選出自己的政府。
這是一場億萬富翁之間的選舉，來自兩黨的億萬富翁。雖然共和、民主兩黨富豪之間存在些分歧，但聯系他們的紐帶要比分裂他們的嫌隙強大得多，除了少數例外。很多最富有的人和企業捐助者事實上同時向兩黨獻金。備受討論的左-右極化根本就不是兩極分化。美國的政治體系其實正相當團結和高效地為富人中的最富人群服務。
對于美國最富裕的1%人群來說，現在正是前所未有的好時代：股市飆升、利潤高漲，利率接近于零，稅負很低。而他們的主要平衡力量——工會、反壟斷機構和金融監管機構——則深受重挫。

這樣說吧：如果政府被交到埃克森美孚、高盛集團、柏克德及美國醫療公司的老總們手里，現行服務于四大游說團體——石油巨頭、華爾街、國防承包商和醫保巨頭——的政策也不會發生多少改變。本周這場倒向共和黨人的選舉，很可能會讓那些游說團體再多得幾個正尋求的好處：更低的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對勞動力更大的管理權力，甚至更松的環境和金融監管。

富人中的富人為政治體系埋單——投入數億美元競選和游說活動資金——收回數萬億美元利益回報。這些利益——金融救助、低息貸款、稅收減免、利潤豐厚的聯邦合同，以及對環境破壞的視而不見——流入了公司領域而非整個社會。富人主要通過讓社會其他群體付出代價，而獲得巨額收入和財富。
我們無法計算最富有捐金者在本次競選活動上的總花費，因為拜最高法院所賜，大部分花費都是匿名和未經報告的。不過，我們還是知道科赫兄弟，通過他們復雜的集團網絡，投入了至少1億美元，很可能更多。其他億萬富翁加企業最終捐集了超過36億美元資金。
關于政客們投票支持其捐資人而不是整個社會利益這件事，證據是壓倒性的。這一點現在已經得到很多研究人員的嚴格證明，最值得注意的是普林斯頓大學馬丁·吉倫斯教授的研究。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結果都不會有什么不同。處于收入分配頂端者的利益訴求將最終勝出。
為什么實際投票的價值這么小？因為人們投票選的是個人，而不是政策。他們可能選出一位競選時承諾改革的政客，但其當選后則會投票支持重要競選捐資人的立場。因此產生的政治結果就會以巨額財富而不是主流民意為導向。這就是吉倫斯及其他研究者在其詳細調查中所發現的。

政客們回避競選資金并不容易，即使他們想這樣做。錢在競選活動中很有作用。它可以買到充斥媒體的攻擊性廣告，也可以買到精心、復雜的動員投票努力——從微觀層面上操縱那些去投票或不去投票的家庭個人。沒有大量資金支持的競選就像單邊執行的裁軍一樣，很高尚，會發揮一段時間作用，也極具風險。另一方面，收取大量競選獻金正如陷入一場浮士德式的交易：贏得了了權力，卻丟掉了政治靈魂。

是，是，是，兩黨內部也有些不同力量，民主黨在國會促進核心小組（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就有一支很棒的、真正進步的力量，但他們只是黨內少數派。太多民主黨人把手伸向了石油、煤礦這個化石燃料的餅干罐，所以奧巴馬政府在其執政第一年倡議氣候變化行動時，得到的民主黨支持甚至比共和黨支持還少。華爾街的資金管理人又是如何在公眾怒目下保持稅收優惠的？他們之所以能游說成功，那些對華爾街心懷感激的民主黨參議員在此方面的貢獻，至少和共和黨參議員一樣多。
那美國政治還有沒有出路了？有，但那是一條非常艱難的道路。除非我們拋棄民主本身，否則富豪統治會像傳染病一樣一直傳播。歷史表明，民主的殘骸會從內部死亡。但過去，美國一直在團結推動民主改革，特別是在1890-1914年“進步時代”（the Progressive Era），1933-1940年“新政時期”（the New Deal），以及1961-1969年“偉大社會時期”（the Great Society）。
所有改革性的成功都需要有草根行動、公眾抗議和游行，還要有大膽的領導人——來自富人但與人民同心的領導人，如泰迪·羅斯福，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約翰·肯尼迪。在那些案例中，民眾主導、偉大領導人跟隨他們所為之奮斗的事業。現在已經到了拯救民主的時間，這是我們的責任。“占領運動”以及9月份紐約40萬游行要求控制氣候變化影響的人，已經在朝那個方向前進了。（原文11月6日載于美國赫芬頓郵報網站，文章標題為“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America's Plutocracy”，王璐菲/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