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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問一個美國人，民主黨和共和黨究竟有什么不同點，你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圍繞著一些文化和經濟議題：民主黨提倡寬容同性戀、支持墮胎合法化、歡迎外國移民。相較共和黨，民主黨對于發動戰爭更為謹慎，愿意發起向富人征稅的議案，呼吁加強對大公司的監管。他們還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獲得醫療保險。共和黨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與他們統統相反。

美國人可能還會這樣回答你：民主黨希望政府能夠將觸角延伸至“競爭性領域”，因為他們認為美國的不平等狀況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如果沒有政府的扶持，許多美國人根本不可能在社會上獲得成功。而共和黨人則認為，不平等狀況是個人能力和努力程度差異的自然結果，“人工”減少不平等狀況既沒有正當性，又違背效率原則。

關于兩黨差別的說法早已落入俗套。民主黨和共和黨人自己這么說，媒體評論家、老百姓也這么看。但這些都是非常表面的差異。盡管磚家們還在為美國政治的“黨性覺悟”爭論不休，兩黨實際上在許多基本問題上都持相同立場：

1）兩黨都主張醫療保險私有化。美國人活到65歲以后才有資格向政府申領老年醫療保險金（Medicare）。而世界上所有其它發達國家都享有政府提供的全民醫療保險或醫療服務。美國人均醫保開支比其他發達國家高2至3倍，但國民健康成效卻比其他國家還要差。更何況，美國的醫保體制連全民覆蓋都還沒做到。如果奧巴馬的醫改方案得到通過，5000萬沒有醫保的美國人將被強制要求購買商業醫療保險，政府只為那些沒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幫助。

2）兩黨均堅持私有化信條，一切有競爭力的企業都應該私有化。但是，不論危機發生與否，兩黨卻常常要求政府為這些企業提供各種優惠。民主黨和共和黨都認為政府只能掏錢補貼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交通和圖書館（美國許多政客甚至連這一點都不同意，他們鼓吹將公共服務也全部私有化）。

3）一旦美國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脅，兩黨均認為，美國有權利、有義務打擊他國。他們的分歧在于何為“重大利益”，以及打擊的手段（貿易禁運？暗殺？侵略？多邊還是單邊行動？）。但不管怎樣，“打不打”根本不需要討論。

這個列表可以延伸至許多其他重要議題，包括毒品買賣、養殖業的工業化、油價等。兩黨輪流執政的政策延續性恰恰反映了他們根本上的相似性：約翰遜與尼克松、卡特與里根、老布什與克林頓、小布什與奧巴馬，后一任都會延續并鞏固前一任的核心政策，雖然他們黨派不同。

但甚至如上描述也非常膚淺，因為我們還是無法理解為什么民主、共和兩黨會如此相似，真正的差異在哪里，以及政治背后真正的推動力。

政治的斷裂在政權交替時是看不見的，更深層的力量在悄無聲息地起作用。1950和1960年代，民主黨與共和黨很相似，但和今天的兩黨大為不同。當時，兩黨都對國家在經濟中發揮作用毫無異議，工會組織力量壯大，國民經濟由官僚化的大公司所主導。那個時候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根本不會關心1980年代以后雙方吵來吵去的那些文化議題。

1960年代的青年造反危機與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過后，美國所有的政治議題都變了。民主黨和共和黨都發生了右轉。右翼宗教團體在1950、1960年代屬于邊緣群體，但1980年代他們的社會影響力暴增，成為選舉政治的決定性力量；與此同時，勞工組織的影響力日漸衰微。大公司對待工人越來越惡劣，他們肆無忌憚地操縱兩黨修改法律，以便讓他們削減工作崗位和福利時更加方便。同時，兩黨的草根組織也逐漸衰敗，選舉政治演化為媒體上的廣告大戰。這意味著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不得不吸納大量金錢來為宣傳造勢，由此，商界的政治獻金慢慢地腐蝕了兩黨。

美國政治體制之所以會發生這些重大變化，大概是源于197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和文化轉型。行政規劃、政府監管、工作保障、穩定身份、國家至上、積極進取……這些穩固的社會價值一點一點被不可阻擋的流動性所擊潰。公司、個人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身份認同被瓦解，對未來的信心也搖搖欲墜，政府規劃與協調遭到質疑，市場的力量崛起了。這些深層次的力量造成了美國政治的全面右轉。隨之而來的新體制即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已經在美國社會生活中占據統治地位長達30年，但如今也許已步入解體階段。可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并沒有著手探索替代新自由主義并解決目前危機的新體制，他們反而重新把新自由主義奉為本黨的宗旨。可以說，兩黨最大的共同點是缺乏遠見，他們看不到超越新自由主義的迫切性，而這一根本缺陷將對未來的美國政治產生持久影響。

杰克·霍納（Jake Werner）是芝加哥大學歷史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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