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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以非凡的勇氣和智慧，繪制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新藍圖。而發展中美關系無疑是他所繪制的這幅宏偉藍圖里濃墨重彩的一筆。

作為當時中國對美政策的主要決策者，他也書寫了中美關系史中諸多的“第一次”：1978年，中美完成談判，正式建交；1979年，他成為第一個訪美的新中國領導人；從1978到1991年，他成功處理了中美關系中前所未有的幾次危機，保持了中美關系的基本穩定。

大部分繼承了毛時代對美政策

中國改革成功的重大原因是改革開放，中美建交是改革開放順利推進的關鍵，鄧小平無疑是中美建交最重要的推動者。

回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蘇聯和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過程中都遭遇過挫折，也都曾進行過改革，但結果截然不同。鄧小平改革開放與蘇聯赫魯曉夫改革存在一個重要的不同點：中國的國內改革伴隨著對外開放，而赫魯曉夫的改革則是封閉環境下進行。

赫魯曉夫很自信，在蘇共二十二大上，他提出了20年內趕上和超過美國以及建成共產主義的綱領任務，他的改革方案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為改革而改革，急于求成，沒有制度創新，結果以失敗而告終。

鄧小平很清楚中美之間的實力差距，中國發展需要借用外力，要“摸著石頭過河”，他的目標很明確，要發展市場經濟，具體方式是改革與開放同時進行，在引進西方先進科技提高生產力的同時，使西方的一些新的思路與觀念與本土傳統的思想觀念碰撞，符合自身國情的制度創新不斷地保存積累下來，成為鋪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磚石。

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里根（1984）

在鄧小平的政策體系中，相當多的是對改革前的撥亂反正，但在對美政策上，他大部分繼承了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政策，沒有根本變化，對美政策的延續性突出，維持一個穩定的中美關系是開放政策的關鍵。

在鄧小平的理念體系中，中美關系具有特殊的戰略重要性——對外開放是國內改革的需要，發展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是開放政策的需要，發展中美關系是發展同西方國家關系的“重中之重”。

1978年12月18-22日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里程碑”，而1978年12月16日，也就是全會召開兩天前，中美兩國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它被視為中美關系史上的“里程碑”。

兩個重要的歷史節點重合在一起，并非偶然，而是戰略運籌的結果。它們共同作用，把中國從“現代化三部曲”中“求安全”的階段帶入到“求發展”階段。改革開放、進行現代化建設成為中美建交的內生動力，中美建交與關系穩定已經開始超越戰略安全范疇，成為事關改革開放成效的重要條件。

“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一方面，實現中美建交有助于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為把國家工作的重心由軍事斗爭轉向經濟建設做準備。國家想要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要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在有戰爭威脅的情況下，國家沒有發展經濟的動力，上下都準備著“打了仗再建設”。

同時，不同的外部環境也決定了國家的經濟結構和布局，在面臨戰爭威脅的情況下，國家不僅必須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和重工業，而且要將經濟重心布置在山區、內地等安全地帶，50、60年代中國的“三線建設”即是當時嚴峻的外部環境的直接反映。

在中國做出改革開放決策之前，中美關系已經實現緩和，但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依然存在，特別是在中國南部支持越南的擴張和反華活動，保持和發展中美關系仍有安全層面的需要。鄧小平相信蘇聯有可能進入越南，經由泰國和馬來西亞向馬六甲海峽擴張，他認為高調展示中美合作可以讓蘇聯變得更加謹慎。

但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則主要是基于戰略層面的安全考慮，中國的經濟建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需要一個長期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美國作為一個在國際事務上舉足輕重的超級大國，對中國外部環境的穩定作用至關重要。

正如鄧小平在中美建交談判期間與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克的談話時所言：“如果說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首先是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全、穩定的因素的話，我想中美關系正常化，對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穩定比中日條約的意義更大。”建交后全球的反應正說明了該問題。

傅高義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分析道：“文化差異極大的兩個大國攜手使世界變得更加和平，這一前景對中美兩國的民眾都很有吸引力，建交之后，整個世界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正面反應”。中美建交之后，中國的地緣安全環境持續改善，中國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判斷也日趨樂觀，為黨和國家將工作重心穩定在經濟建設上創造了條件。

1985年，鄧小平會見美國企業家代表團

另一方面，中美建交有助于實現對外開放，借助外力加速中國現代化進程。實行改革開放是基于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的一種認識，即在經濟上，中國不僅遠遠落后于主要的工業國家，而且也落后于許多較小的鄰國，要加速發展，就必須放眼世界，成為國際經濟和國際社會的成員，并盡快擴大引進外資、技術、商品和知識。

正如鄧小平在1978年3月中國科技大會上指出的：“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

在鄧小平看來，科學是實現現代化的最關鍵因素，而美國在這方面大大領先，與美國關系正常化，可以使中國更容易地得到它在現代化建設中所需要的知識、資本和技術。經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和文革十年浩劫，中國亟需找到一條實現現代化的新路。通過1978年一系列密集的考察出訪，中國的高層也逐漸形成了一種全新的認識，即美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應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參照系。

一生中最艱難的決定

歷史學者章百家在研究文獻材料的基礎上對此做了更為詳盡的闡述，他指出，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曾在小范圍談及中美建交問題稱：“這確實是個大局。”

他所說的“大局”是鄧小平和中央決策層對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和國內實現工作重點轉移這兩個問題的通盤戰略考慮。在中美建交之后訪問美國時，鄧小平很直率地告訴美國朋友：“我們相信中美正常化能為美國用先進的東西幫助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實際上，當時中共中央一方面在醞釀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另一方面在商討中美建交談判，而鄧小平本人則將主要精力放在中美建交談判問題上。對這次有關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長時間談判，鄧小平始終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并對各方面的工作，做出具體的指示。

他在談判過程中采取了既堅持原則又靈活變通的策略。他提出了建交的日本模式（即與臺斷交、廢約、撤軍，但美可以保留商業和文化往來），在涉及三個原則的問題上，鄧小平毫不妥協，態度強硬。

在和萬斯談判時，由于其提出希望在臺灣保留美國官方人員，鄧小平堅決反對，義正言辭地予以駁斥，中國政府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國政府指望中國在臺灣問題上做出巨大讓步的不切實際的幻想，給美國傳遞了一個明確的強硬的信息，即美國不應從原有的立場倒退。

1979年鄧小平攜夫人卓琳訪美，在華盛頓機場受到美國各界人士以及旅美華裔人士的熱烈歡迎

此后的事實證明，卡特在中美關系正常化上的決心已下，鄧小平也積極嘗試其他路徑推動該進程，力求讓白宮介入談判，同時利用和美國媒體、國會領袖會面的機會，為中美關系正常化尋求支持。

他抓住美蘇戰略競爭態勢變化的有利時機，積極回應布熱津斯基帶來的卡特愿意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口信。1978年5月20日，布熱津斯基率代表團訪華。在歡迎宴會上，布熱津斯基發表了演講重申了《上海公報》，指出公報反映了美國要同中國友好的承諾，是基于共同關心的事項，而且是從長遠的戰略觀點出發的，美國不把同中國的關系看作策略上的權宜之計。

第二天，鄧小平接見了布熱津斯基，迅速接受了關于中美開啟建交談判的提議，并強調：“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就是下決心，如果卡特總統下了決心，事情就好辦。我們隨時可以簽訂關系正常化文件。正常化和非正常化大不一樣，在經濟和其他領域都受影響”。

他還巧妙地打經濟牌向美國施壓，加速談判進程。在與布熱津斯基晤談后不久，鄧小平在會見奧地利客人談到中國吸收外國先進技術時，提到美國說：“我們明白地告訴他們，關系正常化與不正常化不同。我們不排除美國愿意給我們而我們也需要的先進技術。但是，在同等條件下，我們優先考慮同我們關系正常化的國家。”

當時，雖然在美國親臺的游說集團很強大，而中國剛剛走出孤立狀態，在華盛頓和國會還沒有可以與之競爭的游說集團，但鄧小平本人的外交努力和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彌補了這一缺陷，“鄧小平充分運用了美國人對中國的好奇心，以及他本人的直率、迷人的機智和旺盛的精力，使自己成為影響美國媒體和國會的最佳渠道。”

由于中國經濟上采取了這種柔中有剛的策略，美國在對中國的市場競爭中落后于歐洲、日本，眾多美國大企業家將原因歸咎于卡特政府在中美建交問題上的猶豫不決，他們事實上充當了中國的游說集團，形成了國內政治上的壓力，推動了卡特政府加速與中國建交。

在建交談判的最后時刻，雙方在美國售臺武器問題上卡住了，美國堅持不讓步。最后鄧小平提出：“是不是我們雙方同意發表建交公報，建立外交關系。這個武器問題就留待雙方建交以后兩國政府繼續商談解決”。因為有了鄧小平的堅決果斷，談判才得以完成，中美建交公報才最終簽署。

這可能是鄧小平一生之中最重大也是最艱難的決定之一，他并非不知道，這個決定會讓他最珍視的目標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臺灣回歸大陸）的實現變得異常困難，但使中美關系正常化服務于中國現代化建設大局，這個更重要的目標促使他做出了這個決定。中美關系解凍這么多年以來，兩國建交過程一直障礙不斷，國際戰略態勢瞬息萬變，鄧小平抓住了這次難得的機遇，實現了兩國關系最重大的突破。

正確處理對臺售武

鄧小平對中美關系的重要貢獻不僅是推動了中美建交，還通過訪美，為中美關系確立了基本框架，即在政治和戰略上保持獨立性，在經濟上密切合作，社會文化上加強交往，在國際問題上積極協調，既斗爭又團結。這個基本框架使得中美關系在最困難的時期順利的度過了難關。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順利開展，贏得了寶貴了時間。

鄧小平主政期間，中美關系總體上發展順利，盡管經歷了里根上臺后恢復與臺灣關系和六四風波，但中美關系的框架總體上是穩定的，這種穩定對中國的現代化十分有利。其中，鄧小平的領導藝術發揮了重要作用，既保持了原則性，又有靈活性，分寸把握得很好。

1981年1月，美國共和黨著名的保守派里根上臺，自其1971年訪臺之后，就一直是“臺灣的堅定支持者”。競選總統時，里根就曾公開鼓吹“兩個中國”或“一個國家兩個政府”，希望與臺灣恢復“官方關系”，在臺設立“聯絡處”。

這些言論一出，立即引起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的關注，一旦這些主張在里根上臺后實施，將從根本上破壞中美關系，還會危害亞太地區和世界反霸統一戰線格局，必須予以堅決回應和針鋒相對的斗爭。中美關系隨時都會“倒退”，陷入自建交以來最緊張的時刻。

在鄧小平的授意下，中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里根的主張勢必從根本上破壞中美兩國現有關系的基礎，危害美國的戰略利益，并警告企圖搞“兩個中國”的人“不要錯打了算盤”。

同時，鄧小平也1981年初，在會見美國參議院共和黨副領袖史蒂文斯和美國總統出口委員會主席陳香梅時，鄧小平批判了西方“中國無足輕重”、“中國有求于美國”，“如果美對蘇強硬，在臺灣問題上中國會妥協”、“中國在意識形態上對美有威脅”的四種錯誤觀點。他鄭重指出：“在臺灣問題不會像美國有些人說的那樣，中國出于反對蘇聯的戰略會把臺灣問題吞下去，這不可能”。

里根上臺后，中國對里根總統把臺灣視為一個國家的擔心在柴澤民作為中國唯一代表出席總統就職儀式而減弱，這是中美外交博弈的一個重要的階段性成果，但里根仍意圖向臺灣出售武器，其中包括上屆政府不準出售的FSX系列先進戰機，兩國關系惡化的風險仍然很高。

1981年，美國國務卿黑格應鄧小平之邀訪問北京，鄧小平嚴肅指出：“中國希望中美關系順利發展，但如果不能正確處理對臺售武的問題，中美關系就有可能停滯甚至倒退。”

鄧小平破釜沉舟的決心對美方構成了相當的壓力，中國通過各種渠道持續向美方施壓，在幾輪較量之后，美方態度開始轉變，雙方開始就美國對臺軍售問題舉行正式會談。

在談判中，鄧小平在堅持原則的同時，展示了適度的靈活性，即追求美國對售武的數量和質量做出限制，并未完全要求美方停售所有武器。在中國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并采取了一些靈活作法之后，鄧小平得到了所期望的最佳結果。

1982年，中美兩國政府發表了《中美八一七公報》，在臺灣問題上的表述比之前的兩份公報都要進步。里根政府對售臺武器問題作了限制性承諾，聲明美國政府保證不尋求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不超過中美建交前后和近幾年的水平，準備逐步減少對臺灣出售的武器，直至最后解決。

美國政府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也作了更明確的承諾，聲明美國“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內政，無意執行‘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政策”，還重申了《中美建交公報》中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等內容。

經歷這輪危機和博弈之后，在里根政府期間，中美關系不僅沒有倒退，反而較美國上幾屆政府時期都有所進步。中美兩國高層領導人為加強雙邊關系進行了頻繁的互訪，中美關系進入了較為穩定成熟的時期。

雙方關系最緊張時刻

1989年春夏，西藏達賴騷亂和八九政治風波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兩件大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不僅公然支持達賴的分裂行徑，還對中國處理政治風波的方式做出強烈反應，實施聯合制裁，中美關系陷入僵局，成為兩國由合作到對抗的轉折點，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輪反華浪潮。

風暴中，鄧小平沉穩冷靜，一方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動搖，一方面表達了中國人民絕不屈服于外來壓力的氣概。同時，他提出了對美的外交工作思路：立場堅定、禮貌周到；認為軟弱并不能穩定關系，硬一點反而會促使美國轉彎子。通過打開對日外交的突破口，除了美國之外，西方對中國的制裁開始整體松動。

鄧小平在對抗西方制裁的過程中，仍為中美關系的轉圜留有余地，而美國布什總統由于參與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對中美關系的艱難歷程和重要性有比較深刻的了解，因而也在制裁過程中竭力控制力度和范圍，避免將來給中美關系恢復帶來更大困難。

布什頂住了國會的壓力，沒有召回大使，還保留了對華最惠國待遇。但6月8日，布什親筆給鄧小平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說道，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希望鄧小平“幫助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是非常重要的關系”，詢問中方是否同意接受華盛頓特使。

鄧小平在了解美方的態度之后，很快就給予了積極回應。布什當即決定派斯考克羅夫特訪華。在會見中，鄧小平指出，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國都不會讓步。中國有句俗話:“解鈴還需系鈴人”。希望美國將來的行動能解開這個鈴，不要火上加油。

斯考克羅夫特說，布什對必須維持美中兩國關系深信不疑。7月21日，布什再次致函鄧小平表示理解中國對外國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想法。他個人致力于美中兩國之間的合作，希望中國和美國一起來解開這個鈴，恢復中美關系。

上述事實表明，即使在雙方關系最緊張的時刻，兩國領導人仍然在努力制止中美關系的進一步下滑。

10月31日，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時，鄧小平強調，如果要結束過去，美國應該采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采取主動。12月，在會見總統特使、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時，鄧小平表示，中美兩國之間盡管有些糾葛，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關系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

鄧小平提出了一攬子的解決方案：第一，從兩國的根本利益出發，盡快結束糾葛，開辟未來；第二，中美之間達成解決辦法，必須同步或基本同步實現；第三，將來兩國之間如果發生糾紛和爭執，雙方都應該采取克制的態度，保持接觸，解決問題。

1991年秋，鄧小平提出了對美政策的十六字方針：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在中美關系陷入低谷的歲月里，正是鄧小平既堅持立場又積極靈活的政策，保障了中美關系沒有因此而出現大的轉折，改革開放以來的中美合作成果得以保留。

總之，鄧小平是歷史上的偉人，改革開放是中國現代化成功的關鍵一環，由于中國的分量，他也是世界級的領導人，改革開放是一個大的系統，中美關系是服務于這個系統的。在他主導中美關系的歲月里，兩國實現了關系正常化，鄧小平訪美為中美關系奠定了今天的基本框架和良好的政治基礎，而在危機中，他又運用智慧捍衛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保持了中美關系的基本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