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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三大”構成了西方世界地位的關鍵支柱。在這三大力量中，盡管美國依舊展現出強大的國力，但西歐和日本的實力卻呈現出遞減的趨勢。

以歐盟為例，其在1992年成立時，創始15國的GDP總量高達7.41萬億美元，超過了當時美國的6.52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一，但到了2022年，即便是歐盟成員國數量擴大到27國，其GDP總量也僅為16.65萬億美元，不僅落后于美國和中國，而且在全球排名中滑落到了第三位。日本的情況亦然，作為在美、歐、日三者中相對較弱的一環，2022年受到日元貶值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其GDP僅為4.4萬億美元，遠低于2010年時的5.76萬億美元。

不僅在經濟總量上，歐洲和日本在新技術的應用和發展上也顯得稍顯滯后于美國和中國。

從全球的視角來看，由于國家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過去500年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東升西降”的新國際格局正在加速形成之中。

（二）新的現代化模式

新的現代化模式指的是中國式現代化，是有別于之前西方現代化的模式。中國式現代化模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中國推進現代化的模式有別于西方。

首先，組織完成國家的現代化主體的不同。

根據楊光斌教授的觀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途徑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以商業集團為主導的“社會個體中心主義”模式，如美國、英國；另一種是以官僚機構為主導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如德國、日本，這兩種模式共同構成了西方的現代化范式。

相較之下，新中國70余年來所推進的現代化道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即“政黨中心主義”。在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本下，中國式現代化把共產主義的精神、全人類的共有思想關懷、一切政治價值為人民的態度和將人民有力地組織起來的能力做到有機地結合。作為中國的執政黨，始終以群眾路線作為基本組織原則，在推動現代化進程中始終以服務人民大眾為宗旨。中國在此基礎之上逐步向現代化國家邁進，這是與西方300年來政治思想的內容完全不同的。

其次，中國推進現代化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也與其他現代化國家不同。

一方面，中國有著龐大的人口基數。美歐日等實現現代化的西方國家總人口約為10億人，僅占全世界總人口的1/8；而中國的人口有14億人，也就是說中國現代化的任務是將占世界總人口超1/6，比現在所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還要多的中國人民進入現代化。人口規模巨大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模式和分配機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且現實中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往往是不發達的貧困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起點也更低。而中國則將其轉化為了自己的優勢，將人口基數高轉化為了國內市場大和需求大的“規模效應”。

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起點較低，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面臨積貧積弱的狀況，恰逢20世紀中期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即將到來，因此中國需要在更短的時間內、從較弱的基礎出發迎頭趕上。中國在短短70多年內取得了工業化的顯著成功，與西方國家歷時數百年的工業化進程形成鮮明對比。再次，中國推進現代化全程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在世界政治史上，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模式是第一次不以戰爭掠奪而以和平發展的國家，因此根本地改變了西方國家崛起道路和影響世界的方式。

綜上所述，中國式現代化不僅與西方模式有別，而且在推進人類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實踐中所做的貢獻，對于全球而言意義重大，甚至要大于美歐。

在過去幾個世紀中，由于西方國家在全球范圍內的主導地位，對于其發展模式的信心顯著增強。根據這一觀點，人類文明的現代化始于歐洲，成功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歐美地區。二戰之后實現現代化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和中國臺灣省也被視為是向西方學習和接受西方產業轉移的成果。因此，西方的現代化模式被認為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選擇，且這不僅是一種模式，亦是唯一的路徑。其文明的價值觀被認定為普世價值，任何偏離這一軌跡的觀點被視為異端。因此，西方國家的政治界和學術界均堅信，對于后發展國家而言，實現現代化的途徑必須依循西方模式。因此以往對于中國的現代化模式，西方的政界和學界往往是或輕視或否定。

筆者提出的觀點是，在過去10年中，美國戰略領域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承認中國通過非西方模式實現了作為現代化國家的崛起，具體體現為“中國威脅論”。

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中國與俄羅斯被定位為對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構成挑戰的“修正主義國家”，同時明確否定了長期以來的“支持中國崛起并融入戰后國際秩序將促使中國自由化”的“接觸型”對華政策。拜登政府繼續并加強了這一觀點，在2022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中國被視為唯一具備改變美國主導國際秩序意愿，并且擁有越來越多經濟、外交、軍事及技術資源以實現該目標的競爭對手。

自2018年起，美國國防部將國家間的戰略競爭而非恐怖主義視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問題，并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到了2022年，美國防部更加明確地將中國視為美國在軍事上的首要競爭對手，而將俄羅斯、朝鮮和伊朗等國定位為“對現有秩序的挑戰者”。

因此，美國戰略領域的認知升級，將中國的國力視為對美國地位的威脅，并挑戰西方模式，間接承認了中國通過非西方模式實現現代化的成功。美國戰略界作為西方國家精英中的佼佼者，其態度的轉變和所做出的判斷對西方的政治、學術界和公眾產生深遠影響，標志著對西方模式具有絕對性、唯一性和排他性的時代已經結束。

在“大爭之世”中，中國將為世界提供一種新的推進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方法和路徑，即中國式現代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