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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紅州德克薩斯的眾議員貝托·奧洛克對財力雄厚、經驗豐富的科魯茲形成了相當挑戰（48:51小負），被認為是民主黨內有可能參與2020總統競選的人物之一。奧洛克具備幾個特點：第一，此人出生于1972年（46歲），2012年成為眾議員，具有從政議政的資歷，但又足夠年輕，能夠與年輕選民交流。第二，此人具有出色的公眾演說能力，在與科魯茲的公開辯論中爭取到觀眾支持，并且擅長與選民互動。第三，奧洛克在中期選舉中采取了草根戰術，不依賴政治行動委員會（PAC）進行籌款，而通過小額捐贈籌集資金。第四，奧洛克在經濟上立場持中，屬于民主黨內的實用主義派，與共和黨保持良性合作（但同樣被科魯茲稱為社會主義者）。這些特征令人將其與2008年的奧巴馬進行類比，也基本符合民主黨支持者的期望。目前的問題是他未能上演奇跡，因此錯過了成為民主黨新領袖的機會。

另一方面，紐約參議員克爾斯滕·吉利布蘭德（Kirsten Gillibrand，另有中文名“陸天娜”）可以被視為2018年勝利者的代表，也是同時具備從政經驗和公眾知名度的民主黨年輕政客之一。吉利布蘭德現年51歲，相比起此前籍籍無名的奧洛克可謂經歷豐富：她是希拉里·克林頓上任國務卿后填補空缺的紐約參議員，在社會議題上積極發聲，并且與2014年入選時代雜志“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在特朗普身陷多起性丑聞、“Me Too”運動席卷各地的近兩年，吉利布蘭德成為抨擊特朗普的領軍人物之一。

但除了女權主義外，此人在控槍、知識產權、人權（巴以問題）等方面表現同樣積極，被美國媒體視作立場靈活、主要關注民意熱點（poll-driven issue）的“標準政客”。她曾于紐約州的右翼農村選區擔任眾議員，其間持保守主義政治立場，但在當選參議員后大幅左傾，并成為社會議題上的先鋒人物。吉利布蘭德被認為是2020年可能參選的政客之一，其選舉模式與草根英雄奧洛克明顯不同，但同樣獲得了較高的公眾關注。

與以上兩人類似，許多民主黨政客都試圖在2020年一試身手。但是這些人大多缺乏黨內聲望，因此首先需要彼此競爭。對于這些政客而言，理想情況將是獲得一位黨內資深政客（桑德斯以外）的公開支持。民主黨政客最有可能在經濟政策上與對手進行妥協，而在社會話題上提倡寬容平等，避免在外交問題上過多表態，采取一種避重就輕的政治立場。無論是技術官僚還是民間活動家，這些民主黨政客都缺乏在政治經濟話題上的領導經驗，因此政治表態有限。一旦在兩黨政策辯論中被迫直面這類話題，他們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失分表現，這也使得他們的2020競選之路充滿懸念。

此外還有一位并未參與中期選舉、但曾經為民主黨制造“奇跡”的非著名政客，同樣可作為民主黨政客的代表列入比較。蒙大拿州長布洛克（Steve Bullock）在一個傳統偏紅的農業州連續兩次勝選州長，被認為是一位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民主黨人。布洛克是少數真正做到“深入敵后”、“深入農村”、贏得郊區和農村選民支持的民主黨政客之一，也是一位能夠切實提出有效產業政策的政客。在2012年，他通過一系列扶持當地就業和產業的立法和財政主張當選州長；此后他在社會問題（如敘利亞難民、移民）上展示左派立場，但同時強調保障當地就業。他在2016年民主黨大敗時呼吁更多民主黨人離開兩岸大城市，并于本次中期選舉中前往衣阿華等州為本黨同志助陣。雖然被本黨認為是一位“模范政客”，布洛克卻很難獲得2020年的總統提名，因為他知名度有限（曝光度低），又身為白人男性，無法獲得民主黨票倉的支持。此例也可展示實干派政客在美國選舉中的困境，即使擁有才能，不具有知名度的地方領導也難以登上全國舞臺。

結尾

總體而言，民主黨成功奪回眾議院后，特朗普面臨兩院分歧形成的跛腳鴨（Lame duck）局面。然而由于民主黨方面缺乏與特朗普競爭的領軍人物，特朗普的政策仍然可能極端化、其影響可能長期化。由于兩院職能分工的區別，民主黨控制眾議院后，特朗普政府提出新法案的能力會受到限制。盡管如此，特朗普仍然可以通過總統令貫徹其政治主張，而且美國政治體制的特點決定了總統（公眾人物）可以主導新議題；因此特朗普很可能繼續激進的國內外政策。

民主黨采取的政策可能包括：保護穆勒的“通俄門”調查，同時利用傳喚權（subpoena）在特朗普退稅記錄等問題上做文章；利用眾議院多數在國內外問題，如貿易談判上與共和黨談判；推動有利于民主黨的立法草案等。然而在共和黨掌控參議院，特朗普支持率相對穩定這兩個前提下，民主黨難以使用政府停擺和彈劾這兩個“殺手锏”。在無法彈劾特朗普的情況下，對特朗普的調查很可能影響有限，而且共和黨仍然具有阻撓穆勒進行調查的手段。中期選舉后，佩洛西已經表示將在藥品、監獄改革、勞工等問題上與共和黨合作，這可能意味著民主黨目前難以對特朗普進行牽制，不能也不愿阻礙特朗普的貿易戰。

2020年將是民主黨真正面臨“大考”的時刻，屆時共和黨將有更多參議院席位到期，民主黨也將有機會繼續競爭總統。但就像2010年之后的奧巴馬，特朗普可能在跛腳鴨局面下繼續執政六年。民主黨將長期受困于年齡斷層造成的黨內分裂；即使特朗普在2020年失利，一個新的民粹領袖也將繼續涌現，并繼承他的政治立場。

更多中國學者應該認識到，美國的敵對對華政策不只是霸主和挑戰者的結構性矛盾，也是美國國內政治斗爭的必然結果，是美國民粹主義多個極端議題當中的一個，與中國的意愿無關。雖然兩院分裂的格局削弱了特朗普政府的行動力，在國內分歧難以解決、移民和稅改等政策難以推進、自身面臨彈劾風險的情況下，美國領導人仍將挑起國際斗爭以轉移視線。隨著現實主義者逐漸被民粹取代，盧比奧（Marco Rubio）、桑德斯等政客也可能從兩翼對中國展開抨擊，而合作的聲音會勢單力孤。

對于中國而言，首先需要警惕2019年潛在的軍事沖突，隨著美國經濟風險顯露，美國有可能在其他領域開辟戰場。其次，我們需要堅持在國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國際促進多邊合作的政策，填補特朗普單邊主義帶來的話語權空缺，給美國的全球主義者、以及世界各國提供一種不同于美國的發展和共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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