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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年輕人亞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釋放個性，在2019香港暴亂期間，部分前往支持的外國人告訴筆者，他們支持暴動只是覺得“年輕人就應該暴動一下釋放壓力”。ARA受到歐美朋克文化和無政府主義影響，天然帶有“社會青年尋釁滋事”的傾向，缺乏帶來政治變革所需的建設性提議；部分主張革命的無政府主義組織，如“愛與怒”（Love and Rage）在ARA中發揮了較大影響力。

隨著美國種族矛盾日益尖銳，部分激進左翼組織開始采用直接對抗手段抗衡右翼宣傳活動，主張“仇恨言論不配享有言論自由”，通過破壞右翼集會的拆臺式（deplatforming）策略來對抗右翼宣傳家。

可見Antifa的行動最初是基于年輕人的血氣之勇和純樸正義感，兩者都容易被政治家利用，也不太可能推動真正的社會變革；相反參加Antifa的年輕人很容易被“拉低到對手的水平線上”。

例如Antifa采用黑色集群（Black Bloc）戰術，通過集體蒙面和穿黑衣躲避警察并產生“集體歸屬感”，但這樣隊伍中就容易混入煽動人群、升級事態的破壞分子。Antifa使用激進標語和圍攻右翼人士，右翼人士就在網上散布Antifa打人的各類假新聞，把該運動的名聲搞臭；在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等惡性事件爆發后，總有右翼人士跳出來“爆料”，聲稱罪犯是Antifa參與者。

相比起深諳美式群眾運動的另類右翼，Antifa本身也拿不出爭取民眾同情的手段；以網上話語權為例，另類右翼能夠快速將青蛙佩佩（Pepe）變成政治符號，左翼組織卻只能提出一個和平鴿吉祥物，在廣泛使用之前就被右翼污名化。總而言之，Antifa運動是以匹夫之勇對抗有組織有金主的匪幫，當然不可能取得正面戰果。

盡管Antifa當前是在幫倒忙，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它本身并不是美國社會分裂的“主犯”；指責“Antifa暴徒”的人反而可能是罪魁禍首。究其根本，法西斯主義和種族歧視在美國從未走遠。雖然美國社會有著反種族歧視的民意基礎，它卻從始至終都缺乏與法西斯主義決裂的決心，更沒有武裝對抗法西斯的民意。

美國所謂的“自由左派”在外交上缺乏自身理論，打著“普世價值”和“全球化”的幌子為新保守主義背書，導致美國在安全政策方面極端注重意識形態對抗；法西斯主義在二戰前就被西方政客視作對抗共產主義的工具，部分美國政客至今仍然暗中持有此類觀念，放任種族主義在美國持續做大。

與此同時，對社會主義的恐懼，使得美國遲遲不能針對貧富差距進行有效改革；美國的貧富分化和種族主義相互作用，一方面形成了陷入犯罪與貧困死循環的有色人種社區，一方面有色人種的精英人士也缺乏幫助同胞的手段和意愿。例如奧巴馬八年執政未能為黑人地位做出實質改善，反而出現了埃里克·加納案、弗格森槍擊案等涉歧視案件。

白宮外，警察與示威民眾對峙。圖片來源：CNN截圖

面對日益囂張的種族主義情緒和日益公開化的警察執法亂象，美國左翼人士仍然主張在法律范圍內、通過選舉、立法與和平運動解決問題，事實上這些辦法已經不足以緩和美國的種族主義矛盾。隨著歷任總統不斷試圖通過行政手段繞過議會、議會黨爭戰事膠著，美國立法機構對極右翼-共和黨聯盟的制衡能力非常有限。而在社交媒體和破壞分子的作用下，種族主義者將“和平示威”變成“暴力示威”也不過是舉手之勞，有人質疑此次明市騷亂中的打砸搶燒也有白人至上主義者（甚至警察臥底）的參與。

由于美國左翼精英的不作為，種族主義者得以橫行無忌，似乎一場來歷不明的“暴力事件”就能把左右雙方拉回一條道德基準線。在這種大背景下，美國近年來的民權運動往往以示威、暴力、鎮壓和公眾人物“呼吁和平”為劇本，最終不了了之；Antifa組織變成了右翼人士為種族主義辯護的借口，但指責Antifa“拖后腿”的左翼人士目前也難以拿出能夠安撫激進派、切實解決矛盾的方案。

從美國人的角度而言，如果說新冠病毒屬于“黑天鵝”事件，種族矛盾就是美國社會的“灰犀牛”事件。誰都知道美國的種族歧視是一個問題，但大家大多不認為種族歧視已經威脅國本，畢竟以往的抗議活動都很快平息；然而隨著種族歧視愈演愈烈，弗洛伊德案導致的游行還在繼續，誰也無法預測下一次的抗議是否更加猛烈。

當前美國的抗議與幾方面因素有關，特朗普本人的火上澆油是一方面，黑人在新冠疫情期間面對的高死亡率、高失業率沖擊是另外一方面，這兩方面因素使得更多人對美國治理結構產生了懷疑。由于特朗普胡亂開炮，Antifa甚至可能在本輪抗議中獲得同情和聲援；由于Antifa缺乏組織結構，美國社交媒體一夜之間冒出了許多“反法西斯主義者”。

然而無論是Antifa還是其他美國左翼，目前都沒有找到動員中立群眾、提出綱領并推動改革的能力，弗洛伊德案造成的抗議有可能也很快被平息。Antifa造成的最大“戰果”可能是特朗普在年底被選下臺，但正如奧巴馬期間發生了弗格森案，誰也不能保證民主黨治下的美國沒有種族歧視（明尼蘇達州、警察開車撞人的紐約州當前都是民主黨執政），屆時的Antifa和美國左翼可能會發生“群眾斗群眾”的鬧劇。

當前特朗普政府法西斯化的速度可能比當年的希特勒更快，即使沒有Antifa風波，人們也能夠看到特氏執政中的法西斯風格。一個極端右翼指導的美國不僅是世界各國的威脅，也將是美國人民的災難，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也意識到這一點。

但目前階段的美國，Antifa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扮演革命先驅者的角色，甚至對爭取中立群眾起到了反作用。對于Antifa這類組織，美國社會的一個“優點”是地方自治，當前的疫情尤其凸顯了地方自主性；即使遭到鎮壓，它的支持者在藍州也能夠保存實力、伺機東山再起。要避免美國在極右翼道路上越走越遠，美國的有識之士必須行動起來，畢竟甩鍋中國無法化解種族矛盾這頭隨時可能沖過來的“灰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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