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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金君達】

每次換屆，前任政府重要官員的去向都備受關注。近期，蓬佩奧和彭斯兩位特朗普政府高官在右翼智庫獲得新工作，也讓外界猜測二人很可能繼續(xù)利用智庫平臺，推廣強硬政策主張。

在此之前，《更長的電報》等來自美國智庫的報告引起中美輿論關注，類似報告似乎成為外界判斷拜登外交政策的依據。作為整體，智庫對美國政策制定的影響力日益重要，但智庫之間彼此競爭，其政策主張未必能付諸實踐，大可不必過于擔憂。

蓬佩奧加入哈德森基金會，被解讀為將繼續(xù)反華路線。圖片截自nypost

智庫的本質是政治說客

政治游說是美國政治的一環(huán)，由于美國立法系統需要由職業(yè)政客來制定專業(yè)領域提案，說客是政府與利益集團之間必然產生的中間人。然而專業(yè)游說集團在美國聲譽很差，雖然理論上任何個人或組織都可以雇傭游說集團，但通常只有大企業(yè)和大型利益集團才有資源維持長期游說，部分集團（如美國商會、步槍協會）甚至擁有專屬說客。

為了監(jiān)督和限制游說活動，聯邦法律如《1995游說公開法》要求說客進行登記和信息公開，但這些法規(guī)對于游說活動的實際監(jiān)督能力有限，無論是說客還是利益集團都能夠以多種手段回避監(jiān)管。在當今美國政治中，沒有明確客戶的智庫在政治決策中地位日益重要，曾經標榜其“學術中立性”的智庫事實上也在承擔游說功能。

美國智庫起源于20世紀早期的進步主義時期，該時期的美國社會廣泛關注國內改革，智庫作為能夠提供專業(yè)建議、又沒有特別利益綁定的“公共利益機構”發(fā)展起來，例如卡內基和布魯金斯學會。該類智庫的學術背景比較強，有時被稱作“沒有學生的大學”。

1945年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面臨一系列新涌現的國際問題，以蘭德公司為代表的一批安全性智庫應運而生，該類智庫又被稱為“政府承包商”。

大名鼎鼎的蘭德公司

六十年代，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的發(fā)展帶來了第三批智庫建設，彭斯加入的傳統基金會（1973年建立）、蓬佩奧加入的赫德森基金會（1961年建立）都屬于該時代的智庫。這些智庫被稱為“宣傳型智庫”，與先前的智庫不同，宣傳型智庫積極參與公眾辯論；它們帶有強烈的利益傾向，往往為大企業(yè)鼓吹自由市場政策，傳統基金會就是其中代表。

隨著智庫市場開始趨于飽和，美國智庫間需要競爭政策影響力。智庫通過公開和私密兩種途徑擴大影響力，其中公開途徑包括籌辦會議、開設俱樂部、接受采訪、發(fā)表文章和演說、在國會聽證會作證等。私密途徑則包括“輸入”和“輸出”，“輸入”即引進諸如彭斯、蓬佩奧的前政府雇員，“輸出”即主動加入參選人、政客與議員的顧問團隊，以及承包官方課題。

例如布魯金斯智庫專門設有一類“實踐性學者”，其中既包括加入政府以應用其學術理論的學者，也包括具有公共事務經驗，愿意參與學術理論討論的前官員。蓬佩奧有個人政治野心，將來可能競選參議員甚至總統，彭斯則是特朗普時期美國保守派的實際領袖，這兩人下野后自然成為智庫招攬的對象。

智庫影響力神秘但可觀

由于涉及非公開活動和私人關系，智庫的影響力很難客觀量化，但通常可通過如下方法對智庫進行評估。第一是國際上公信力較強的智庫排名。前述的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蘭德公司，均屬于公認影響力巨大的美國主流智庫。

第二是智庫發(fā)表的報告。美國智庫經常發(fā)布公開報告，以擴大其公眾影響力，例如近期美國主流智庫大多發(fā)布了對華外交報告。智庫報告為了打動聽眾往往建立一套宏大敘事，強調問題的嚴重性，并主張系統性的應對方案。

例如近期《更長的電報》一文，首先提出了一個意識形態(tài)二元對抗的模型，然后主張美國所有外交政策必須以此為依據，并批判特朗普朝三暮四、漫無章法的推特外交。這種報告提出的政策建議往往需要一系列的具體措施才能出臺，因此我們很難評估它們的具體政策影響，只能進行歷史追溯。

例如2003年小布什政府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有報道認為該政策的雛形為1997年的“新美國世紀計劃”（PNAC）；該計劃于1998年1月致信克林頓總統，要求采取激進政策解除薩達姆政府的武裝，以維護美國對海外地區(qū)的控制力。這封信得到了十位政界要員的簽名支持，從當年的軍事強硬派切尼、拉姆斯菲爾德，到近期仍然活躍的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約翰·博爾頓。

再往前追溯，1992年切尼的幕僚長利比與拉姆斯菲爾德的副手沃爾福維茨在《紐約時報》發(fā)文，主張美國應追求對歐亞大陸的完全統治，對任何潛在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持有者進行先發(fā)制人打擊。這種故事的證據存疑，甚至帶有陰謀論色彩，可能夸大美國政府和說客的戰(zhàn)略布局能力。

第三是親歷者陳述。以傳統基金會為例，該組織的安全政策專家貝克·斯平曾撰文闡述該基金會推廣導彈防御系統的過程。根據斯平的記載，1995年基金會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領袖赫爾姆斯進行密談，說服后者于1997年阻撓克林頓政府繼續(xù)參加《1972反彈道導彈條約》；同時基金會設立專門的“導彈防御委員會”對國會議員進行游說，推銷其宙斯盾艦升級計劃。從類似文章可以看出，智庫在其專業(yè)領域往往擁有豐富政治資源，能夠影響美國內外政策。但該類文章難免受到保密限制影響，具有一定滯后性，而且可能帶有自夸嫌疑。

對于一些近期流傳廣泛的報告，我們目前很難知道該政策建議是否被美國政府采納。例如于2020年6月3日發(fā)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拜登可以結束偷竊政治》一文及其后續(xù)研究報告，該文以反腐為主題，提出美國應進行長臂反腐管轄；后續(xù)報告則尤其提出美國應調查中國海外投資中的“腐敗”行為，為此必須通過配套立法并建立專職監(jiān)督機構。

當前，拜登政府提名的國際開發(fā)署長官鮑爾公開叫囂“如果有哪國領導人贊揚‘中國模式’，我們就對他進行腐敗調查”，拜登政府也將反腐列為其意識形態(tài)外交的三大主題之一（其他主題為反專制和選舉安全、人權問題），這似乎說明反腐研究報告得到了一定采納。但在具體法案通過、機構組建之前，外界很難確定《偷竊政治》一文究竟引發(fā)怎樣的政策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