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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利差問題。各國持有的美元，很大一部分都回流美國購買美國國債，收益率很低。而美國在海外的大量投資，收益率遠高于國債。相當于美國拿債權人的錢去債權人那里做收益更高的投資，又剪了一次羊毛。這也是許多學者官員感到不滿之處。

而美國享受著國際儲備貨幣的好處時，也不是那么舒坦的。它不僅要面對全球不滿帶來的國際政治壓力和民間非議，也要面對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匯率高估與巨額貿易逆差問題。他國對儲備貨幣的持有需求，將會推高美元的匯率，從而影響美國的出口與制造業發展。

美國的勞工組織常常把這一問題歸因于他國的匯率低估，其實全球貨幣體系決定了美元匯率不得不高估。假若美國沒有巨額貿易逆差，那么美國本土之外就很難有足夠的美元流通，全球將面臨儲備貨幣不足的問題。這反過來會刺激各國通過市場去購買美元，推高美元匯率，直到各國能夠通過美國的貿易逆差自然獲得美元為止。這就是“特里芬難題”。

為全球提供保險。前面講到的“投資利差問題”的另一面，其實是美國承擔的高風險。當全球經濟景氣時，美國大量的海外投資自然會賺得盆滿缽滿；但經濟下行時，損失也很可觀。這相當于美國以自身信用給全球提供保險。“投資利差”實質相當于美國收的“保費”。

過度負債。通過海外投資、貿易逆差流向海外的美元，很大一部分都會以購買美國國債的形式回流，從而拉低本土利率，刺激政府與私營部門的借貸。這是促使美國成為高負債社會的重要因素，也是次貸危機、美國政府債務問題的原因之一。

多極主權貨幣體系：未來的發展方向

隨著歐元的崛起、人民幣的國際化，國際單極貨幣體系導致的問題，可能會逐漸得到緩解。在貨幣政策不一致方面，多極體系弱化了某一貨幣的不良影響；而多種貨幣的相互競爭，也會形成市場約束力。

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仍然會占據主導地位。歐元的問題在于缺少堅實的政治后盾。大國貨幣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國際政治問題，需要強有力的政治軍事實力為后盾。政治上仍然支離破碎的歐盟，還難以負擔這樣的責任。

而人民幣的主要挑戰在于，西方社會對中國的不信任，西方文化對中國政體及意識形態仍心存疑慮。

在美元、歐元、人民幣之后，如果說未來還有第四種貨幣能夠對美元形成挑戰的話，那么可能是印度盧比。人口和經濟都在高速增長的南亞大國，雖然還在貧困中掙扎，不過未來一旦越過發展陷阱，也會成為不可忽視的全球力量。就像在四十年前，有誰會想到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成就？

人民幣準備好了嗎？

除了前面說的政體差異導致的信任問題，中國需要在外交方面多花力氣之外，要成為與美元、歐元并肩的國際貨幣，我們的人民幣還有許多課要補：

繼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雖然人民幣的底子很好，不過在國際化方面，我們仍然與其他主要國際貨幣有較大差距：

離岸貨幣存量：截至2014年末，全球離岸人民幣共計1.99萬億元，境外主體在境內的人民幣存款為2.28萬億，合起來才4.27萬億，在136萬億的人民幣總盤子里的占比僅為3.1%。

交易支付：據SWIFT統計，截止2014年末，雖然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2大貿易融資貨幣，但在支付方面僅排名第5，外匯交易方面僅排名第6。

國際投資與儲備：人民幣國際債券僅有0.54萬億人民幣，且大部分集中在香港，人民幣持有者缺乏保值增值的投資手段。境外央行持有的人民幣國際儲備僅0.67萬億人民幣，在全球11.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占比僅為0.92%。

在人民幣資本賬戶仍未開放的條件下，境內的巨量人民幣還沒有充分流通到境外。境外的人民幣也還沒有足夠的優質人民幣資產可供投資。一般來說，成為主要國際貨幣需要經歷四個發展層次：1）貨幣流向全球，成為國際流通國幣；2）成為國際結算貨幣；3）成為國際投資貨幣；4）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正在流通到全球，并且在國際支付結算中日益變得重要。不過顯然我們還處在國際化的初級階段，即流通貨幣與結算貨幣階段（而且流通量、結算量還有待提高）。

完善國內金融市場，推進市場化改革

當全球都開始使用人民幣之后，我們還需要有一流的境內外人民幣金融市場。一方面，境外人民幣資金需要有優質的人民幣資產可供投資，以吸引全球機構持有人民幣和人民幣資產。

另一方面，我國也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增強境內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以應對全球金融競爭的壓力，化解跨國資本流動帶來的沖擊風險。

化解特里芬難題：經濟轉型升級，企業走出去

人民幣國際化之后，“特里芬難題”也將擺在中國面前。未來全球對人民幣資產的需求，也可能會推高人民幣匯率。美國的經濟可以承受美元的幣值高估，而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則很難。中低端制造業、資源性行業對匯率的變化較為敏感。因而，經濟轉型升級也是與人民幣國際化順利推進的重要條件。

而企業走出去是化解特里芬難題的另一種手段。即我國可以選擇以主動對外投資來向外投放人民幣，來緩解“圖1”中的負反饋機制。

提升國際政治影響力

國際儲備貨幣從來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涉及諸多國際政治壓力。美國具有全球最強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在全球地緣政治關鍵區域均有布局，在IMF等眾多國際組織擁有控制力，不僅有能力應對別國的政治壓力，更有能力到處給別國施壓，以緩解美元壓力。例如，前些年美國持續給人民幣施加升值的壓力。而1985年的廣場協議則逼迫日元大幅升值，對日本經濟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因而，人民幣國際化是一項系統工程。我們不僅要練好內功，做好國內的改革和經濟轉型升級；更要走出國門，積極提升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成為負責任的大國貨幣，人民幣依然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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