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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華:這12人的利率決策 已成西方精英政治的最后堡壘
關鍵字: 加息美聯儲加息利率貧富差距美聯儲【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久華】
2016年12月14日凌晨3點,美聯儲宣布了加息政策。利率一直是各個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對象,今天筆者就來和大家聊一聊加息的政治經濟學。為了方便大家理解利率高低和大家生活的息息相關,我們先來看看利率高低對社會貧富差距的影響。
低利率加劇貧富差距
由于美國實施了多年超低利率政策,美國社會的收入差距實際上在2008年之后不斷擴大,一直到利率觸底回升后,基尼系數才略有下降。
而歐洲德國、法國的基尼系數在次貸危機后有了一次性的跳升,之后沒有明顯上升。但基尼系數衡量的是收入水平的差距,并沒有考慮資產價格變化對財富的影響。如果我們轉而使用衡量財富不平等的財富基尼系數,則不平等程度的惡化要嚴重得多。
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在近年經濟低迷、利率超低的環境中,富人真正跟窮人拉開差距的主要不是靠收入流量,而是靠貨幣超發導致的資產增值。
低利率造成貨幣超發,從而推升資產價格泡沫,造成房產、股票、債券等各類資產均出現上漲。對于本身就持有各類資產的富人而言,這無疑是財富的巨額增長。而對于窮人而言則是巨大的災難,窮人的財富水平往往不足以購買足夠實物資產以求保值增值,卻要承受貨幣超發的負面影響:貨幣貶值、存款利率下降等。
另外,銀行貸款“嫌貧愛富”的特點也加劇了低利率環境下的不平等。能獲得貸款進行投資和高杠桿投機的往往是大型企業和富裕階層。低收入階層缺乏理財渠道,而且需要預防更多的困難和不確定性,儲蓄方式主要是銀行存款。低存款利率最終造成向低收入群體吸收存款,再用低貸款利率貸給大型企業和富裕階層,從而導致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 。
過猶不及,高利率也會拉大貧富差距
那么是不是利率越高,貧富差距越小呢?事實并非如此。美國在1970、1980年代曾有一段超高利率時代,當時的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基尼系數從0.35飆升到0.43。而利率水平較為正常的1950、1960、1990年代基尼系數則維持穩定。
利息率過高會導致資本在全社會收入分配中占比過高,而擠壓了勞動收入占比。按簡單的邏輯推演,借貸利率代表了債務資本規模生長的速度。一旦社會平均的借貸利率超過了GDP增速,債務資本在GDP中的收入占比會越來越高。時間一長,能夠坐食其利的所謂貴族階層也就形成了。19世紀以前的大部分人類歷史,其實就是這樣的社會。現代社會以前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很低,遠低于借貸、地租的平均收益率。
而從各類資本之間收入劃分看,高利率也會導致債務資本相對股權資本的收入占比過高,從而阻礙創新和經濟發展,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增長也因此受到傷害。債務金融資本把持經濟權力的經濟并不健康。
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的必要條件,《論語》里有句話點出了關鍵:不患寡而患不均。貧富差距如果過大,社會的治安和國家的政局穩定都會遭到威脅。因此不可小覷利率政策對國家貧富差距的影響。保持適中的利率水平才是最能長久的,這就要依靠政府合理的宏觀調控。
美國利率政策的國際政治含義
由于美元是國際主導貨幣,如果美國利率過低、貨幣超發,美國的通脹會通過國際貿易和跨境資本流動等途徑輸入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對美國的凈出口額高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全球貨幣流動性泛濫。可以說美國經濟一生病,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卻要跟著一起吃藥。
在歐美超低利率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的背景下,全球貧富差距都在快速擴大,下圖是2009年以來全球各大區域的財富基尼系數:
全球流動性泛濫,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疊加近年全球經濟不景氣,已經造成了多國的經濟問題社會化、政治化。幾年前突尼斯一名失業大學生因擺攤賣水果被城管抓后憤而自焚,此事件引爆了該國的“茉莉花革命”,突尼斯民眾對社會的高物價高失業率積憤已久,導致政體改變。
但直到今日,該國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尤其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高達52%,去年又重演了攤販自焚事件,并且有大批失業青年加入IS組織。而歐洲國家也好不到哪里去,政府債務泥潭、歐洲銀行業危機、英國脫歐、意大利公投失敗、恐怖活動蔓延……都在訴說古老歐洲的落寞與不平靜。
低利率政策副作用大,不具有長期可持續性,加息是必然結果。而加息過程又會給各國帶來陣痛甚至危機。對發展中國家,前期的資產泡沫可能會在國際資本流動、貿易格局變化的影響下破滅。
1994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就由美國加息引爆。墨西哥政府面對美國加息帶來的資本流出、貨幣貶值沖擊,勉強將比索釘住美元,結果是政府外匯儲量迅速下降,比索被迫大幅貶值,使墨西哥陷入金融危機。而對發達國家來說,一不小心玩崩了也會戳破自己的泡沫,2008年次貸危機就是在加息周期中醞釀的。
歐美的利率政策都是從本國本地區的需求出發制定的,并不考慮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巨大負面影響,很難說不是大國濫用其國際經濟金融權力。這在國際政治生活尚沒有很好的約束機制。現有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國際清算銀行央行行長會議等機制都沒有實質約束力。
利率決策:西方精英政治的最后堡壘
利率決策不僅在國際政治中缺少約束機制,在許多國家內部也是黑箱,外界無從過問。在西方政治生活中,不論實際上利益集團在多大程度上把持了國家機器,至少從法理上說,所有的重要國家事務都應納入民主政治的約束范圍。而決定利率水平的貨幣政策則是罕見的例外。
美聯儲每年舉行8次議息會議,由7名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和5名地方聯儲銀行主席和組成的12人公開市場委員會進行投票。雖然其中的聯邦儲備委員會須由總統提名、參議院任命產生,但一經上任就任期極長(14年),其作出的利率決策政府和國會均不能過問,可以說沒有任何制衡機制。這種現象用專業術語叫“貨幣政策獨立性”,為大部分西方國家所遵從。
利率決策是西方精英政治的最后堡壘,由密室里的一小群精英討論決定,普通人、甚至政府和議會都無法過問。“貨幣政策獨立性”是一回事,但如果其執行只能靠少數金融精英的專業自覺的話,也不能不說它是現代西方社會政治制度設計的一大缺陷。
在利率政治中,“貨幣政策獨立性”常常受到尊崇,包括一國政策獨立于他國、央行政策獨立于政府等兩個方面。對“貨幣政策獨立性”的踐行,也就帶來了國際間貨幣政策不協調、國內利率決策不受約束等兩個問題。
人們可以選擇相信聯儲專家們的專業水平和自覺性,不用陰謀論惡意揣測。但利率決策(尤其是西方大國的利率決策)對其本國甚至全球的經濟、社會、政治都有影響深遠,深刻地改造著社會經濟面貌,影響貧富差距和金融穩定。對其設計國內制衡機制、建立國際協調機制,并不是畫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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