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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大公司和億萬富豪錢柜的“黑錢”越來越放縱的操縱選舉。盡管自詡為世界第一的民主政體，美國卻如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1966年在《壟斷資本》中所說的那樣，是“民主其表，財閥其里”。在特朗普政府中，遵循一貫的傳統，內閣成員中的72%來自于公司高管，剩余的則來自軍方。

由美國和其他大國在其國力鼎盛時期策劃的戰爭，在中東等戰略產油區陰魂不散，并有升級為全球熱核大戰的危險。在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索馬里和巴基斯坦等七個不同的國家卷入了戰爭或發動了空襲。華盛頓重新把酷刑和暗殺列為可接受的戰爭手段，無數的個人，團體或社群只要被打上恐怖分子的標簽就可以被動刑或暗殺。

美國和俄羅斯正在醞釀一場新的冷戰和核軍備競賽，而華盛頓則在努力為中國的持續崛起設置障礙。特朗普政府成立了一支新的太空部隊，作為美國軍隊的一個獨立分支，該部隊用以確保美國在太空軍事化后仍占據主導地位。著名的《原子科學家公報》在2018年把它的末日時鐘調整到了距離午夜12點還剩兩分鐘，這是自1953年熱核武器出現以來最接近午夜12點的時刻，它拉響了核戰爭和氣候異常迫在眉睫的警報。

美國正在對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等國實施日益嚴厲的經濟制裁，盡管它們是民選政府——或者正是因為它們是民選政府。核心國家正在積極發動貿易戰和貨幣戰，而在約有6000萬難民和本國流離失所者想要逃離惡劣的環境進行遷徙時，歐洲和美國卻相繼豎起了種族主義的圍墻將他們拒之門外。目前全世界的流動人口已高達2.5億人，其中高收入國家里的流動人口已占到本國人口的14%以上，而在2000年這個比例還不到10%。同時，統治階層和富裕國家想要壟斷權力和特權，將大多數普通人隔離在外，任其自生自滅。

超過七億五千萬人，占世界人口的10%以上，長期營養不良。美國的食品壓力持續攀升，導致廉價商品店的快速增長，這些店只出售劣質和有毒食品。八分之一的美國家庭，大約4000萬美國人，其中有將近1300萬兒童沒有食品保障。在全球“去小農化”的大潮中，自耕農正被農業綜合體、私人資本和主權財富基金排擠出自己的土地，這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全球大部分地區的城市過度擁擠，難以謀生，以至于人們現在可以理直氣壯的稱之為“貧民窟星球”。與此同時，世界房地產市場估值高達163萬億美元（與之相比的是歷史上有記載的黃金開采量大約是7.5萬億美元）。

從氣候變化到海洋酸化，到第六次滅絕，到全球氮磷循環的崩潰，到淡水的流失，森林的消失，有毒化學品的泛濫和放射性污染，處處可見二戰后迎來經濟飛速發展的“人類世”（Anthropocene epoch）對環境安全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破壞。據估計，自1970年以來，世界上60%的野生脊椎動物（包括哺乳動物、爬行動物、兩棲動物、鳥類和魚類）已經滅絕，而世界上無脊椎動物的種類在近幾十年里減少了45%。氣候學家詹姆斯·漢森聲稱氣候變化加速和氣候帶的快速移動會導致物種滅絕，加速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進程。生物學家預計，到本世紀末將有一半的物種滅絕。

如果目前的氣候變化趨勢持續下去，原計劃將全球平均氣溫升高限定在2攝氏度以內的“全球碳計劃”將在16年后被突破（10年內全球平均氣溫就將升高1.5攝氏度，而只有低于這個度數才能保持氣候長期穩定）。地球系統科學家警告說，地球正無比危險的接近變成“溫室地球”，到時災難性的氣候變化將必然出現并不可逆轉。如果碳排放繼續像過去幾十年那樣每年上升2%（2018年全球碳排放上升2.7％，美國上升3.4％），而無法達成每年最低3%的減排目標以避免地球能量平衡被打破，則人類將要承受難以估量的生態，社會和經濟損失。

但并不奇怪的是，各大能源公司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繼續撒謊，宣揚和資助否定氣候變化的研究，可與此同時卻在其內部文件中承認了氣候變化的真相。這些公司正加緊開采和生產化石燃料，其中包括污染最嚴重、大多會產生溫室氣體的燃料，并在此過程中獲得巨大利潤。北極冰蓋正因全球變暖而融化，而在資本的眼中，這是一個新的金礦敞開了大門，等著它們去開采龐大的油氣財富，而不必在意這會對全球氣候變化造成什么影響。作為對氣候變暖調研報告的回應，埃克森美孚公司聲稱它們將任意開采并銷售其名下的所有化石資源。能源公司還將繼續參與氣候談判，以確保任何限制碳排放的協定不損害其利益。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將其積累的財富優先用于其它事業，而不是用來控制威脅到全人類未來的氣候變化。

對資本主義最好的理解是，它是一種競爭性的以階級為基礎的生產和交換模式，通過剝削工人的勞動力和私吞剩余價值（超出工人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之外的價值）來積累資本。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經濟核算模式，指的是一種創造價值的商品或服務，通過市場交換而產生收入。因此，市場以外產生的大部分社會和環境成本被排除在這種估價形式之外，無論這種成本是人類生命的縮短和退化，還是自然環境受到破壞，這些成本都被視為與資本主義經濟本身無關的負“外部性”（譯注：負外部性指某個經濟行為個體的活動使他人或社會受損，而造成負外部性的人卻沒有為此承擔成本）。正如環境經濟學家K·威廉·卡普所言：“資本主義必須被看作是一種沒有支付成本的經濟。”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21世紀的某個關鍵節點，此時這個非理性制度的外部性所造成的損失，例如戰爭的成本、自然資源的消耗、人類生命的浪費和地球環境的破壞，已遠遠超過這個資本主義制度為整個社會所提供的可能經濟收益。資本的聚集和財富的積累越來越快，其代價卻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社會和自然條件受到不可逆的破壞。

有人可能認為，經濟發展顯得勢不可擋的中國（盡管也伴隨著深刻的社會和生態矛盾）并不具有上述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但是，中國的發展其實源于1949年的中國革命，在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這場革命使中國從帝國主義體系中解放出來。這使它能夠在基本不受外部力量牽制的情況下實行計劃經濟發展了幾十年，建立了強大的農業和工業經濟基礎。在后毛時代的改革中，中國的經濟體制轉變為有限的計劃經濟伴以更加依賴市場（債務與投機行為大規模出現）的市場經濟混合體制，在世界市場全球化的有利條件下，中國才開始發展趕超發達國家。現在，美國正試圖通過發動貿易戰和施加其它壓力來動搖中國在國際市場的地位，質疑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發展模式。可以說，中國發展的成功并不代表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而恰恰反映了資本主義固有的局限性。中國也存在資本積累制度的毀滅性傾向。最終，中國的未來也取決于其人民能否回歸革命性轉型。

資本主義是如何在世界范圍內引發這些悲慘狀況的？資本主義的失敗肇始于20世紀初，要想理解資本主義是怎樣失敗的，就需要從歷史的角度審視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以及新自由主義是如讓該制度更具有破壞性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21世紀把握人類的未來。

（觀察者網由冠群譯自美國社會主義雜志《每月評論》，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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