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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30年代就已暴露出來的經濟停滯問題仍然是資本主義體制難以解決的結構性缺陷，它只不過暫時被二戰后經濟高速增長、工人收入提高的所謂“黃金時代”掩蓋了起來。無論相對而言還是絕對而言，壟斷資本主義下的大企業都挪用了更多剩余價值，財富集中在更少數人手中，導致資本過度積累和制造業產能過剩。盡管大規模拓展營銷、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能部分抵消這種趨勢，但它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卻越來越小。

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和美元在世界范圍內的擴散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該體系在戰后初期曾對世界貿易起到了穩定作用，它的崩潰迫使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結束了美元金本位制。這與60年代末越南戰爭結束后美國經濟放緩有關，造成70年代中期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危機，開啟了幾十年經濟停滯和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經濟增長率長期下降的趨勢。刺激二戰后經濟繁榮的主要因素都已減弱，這使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處于低迷狀態。

為了應對1970年代出現的資本主義體系結構危機，第一項應對措施是利用凱恩斯主義“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理論擴大政府開支。尼克松執政時期，美國政府民用開支在商品和服務上的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達到了頂峰。美國政府加大支出，再加上危機時期工會為維持實際工資而進行的斗爭，以及壟斷企業大幅漲價以提高利潤率，導致了一段時期的滯漲（經濟停滯加上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使以貨幣資產形式持有的累積財富貶值，它給資產階級地位帶來的威脅比經濟停滯要迫切得多，而對工人階級來說情況則剛好相反。其結果是在資產階級內部出現了一場反凱恩斯主義運動，反對者搬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的理論，將任何比極端新自由主義學說稍微偏左派一點的內容統統打上社會主義或極權主義的標簽，并試圖扭轉幾十年來向工人階級適度讓利的趨勢。一開始是在貨幣主義和供給側經濟學的偽裝下向經濟緊縮和經濟結構調整方向急劇轉變，隨后則采取了更難以捉摸的自由市場政策。政治、經濟和司法手段被整合起來聯手摧毀工會，鏟除了美國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在《美國資本主義》一書中所說的勞工的“抗衡力量”。

二戰后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重出江湖，以瑞士度假圣地命名的“朝圣山學社”發揮了重要作用。1947年米塞斯、哈耶克、羅賓斯、米爾頓·弗里德曼、喬治·斯蒂格勒、雷蒙·阿隆等人在朝圣山會面，共同推廣新自由主義政治學和經濟學理念。朝圣山學社的成員一般自稱為歐洲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毫無疑問，他們沒有忘記20年代馬克思主義者是如何鞭辟入里地批判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所以回避了“新自由主義”這個標簽。“新自由主義”這個名詞是米塞斯1927年使用過的，1938年它在有米塞斯和哈耶克參加的巴黎沃爾特·李普曼討論會上被正式提出。在朝圣山學社，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支持者們并沒有將其當作一種獨立的政治意識形態，而是把它視為古典自由主義的延伸，并且可以歸結為人性的內在特征。就這樣，正如米歇爾·福柯所說，新自由主義被轉化成了一種生命政治學（biopolitics）。

盡管放棄了新自由主義的名號，但朝圣山學社和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仍然成為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堡壘，而這里的新自由主義和戰間期萌發出的新自由主義毫無二致。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時代，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詹姆斯·布坎南等人盡管接受了私人基金會的大量資金，但學術上仍處于邊緣地位。可隨著70年代經濟再次出現停滯，壟斷資本頂層為了通過企業行動重構資本主義經濟，積極招募了這些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提供意識形態基礎，其主要針對目標包括勞工、國家，以及全球欠發達的發展中經濟體。

從一開始，新自由主義哲學的核心內容就是捍衛集中的企業資本和階級制度，認為這兩個特點體現了自由市場競爭和企業家精神。新自由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理論想要將社會生活完全市場私有化，這正是該理論的極其惡毒之處。在瑪格麗特·撒切爾執政的英國和羅納德·里根執政的美國，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這樣的人物成為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象征，這段時期有時被稱為哈耶克時代。1969年瑞典銀行設立的所謂諾貝爾經濟學獎，即“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瑞典銀行經濟科學獎”，從一開始就由極端保守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把持。1974年至1992年期間，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布坎南在內的七名朝圣山學社成員獲得了該獎項，而即便再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家也都被排擠在外。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意識形態，以它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乏善可陳的記錄來判斷，在正常的經濟政策條件下基本上是無效的，因為它就像新古典經濟學本身一樣，試圖否認（或合理化）經濟由大企業和集權主導的現實。但是，在壟斷-金融資本試圖控制社會所有貨幣流通的時代，新自由主義對大型企業和新興億萬富翁階層而言，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政治-經濟策略。盡管資本主義經濟體持續處于停滯狀態，幾十年來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但商業富豪手中的剩余資本（surplus capital）不但增加了，而且還借助金融化、全球化和數字技術革命，創造出聚斂財富的新方式。金融化是指經濟相對從側重生產向側重金融轉移，它為投機和形成財富開辟了無數新途徑，卻偏離了實際資本的積累，導致用于投資新生產能力的資本相對不足。

全球化不僅意味著新的市場，更重要的是，它借助全球勞動力套利這種形式，使邊緣國家低薪勞動力受過度剝削而產生的巨額經濟盈余最終流入富裕國家跨國企業和富豪的賬房。過去由于發達國家主導了生產，處于資本主義經濟中心的工人們能獲得就業和工資方面的增量收益，但如今帝國主義已無法繼續提供這個好處，充其量可以說由于跨國企業生產外包它有助于降低物價，典型例子就是沃爾瑪的崛起。與此同時，數字技術為新的、全球化的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奠定了基礎，監控資本主義在營銷的驅動下買賣人口信息，從而形成了嚴重的信息技術壟斷。

不平等現象和財富積累的大幅加劇被認為是創新的回報，因此是合理的，而創新則往往被認為是少數人的成就，而不是社會的集體成果。在新的橫征暴斂時代，一切都是供人爭奪的：教育、醫療、交通、住房、土地、城市、監獄、保險、養老金、食品和娛樂。社會上的所有交換都要充分商品化、企業化和金融化，資金流入金融中心，通過債務杠桿推動資本投機獲利。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也被變成了一種商品。所有這一切都是以社會自由市場化的名義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