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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2-23日，馬克龍總理將召集一場全球性的峰會，會上他將提出一個新全球新金融機制，預計中國將是與會成員之一。

法國總統馬克龍承諾要設立一個新全球金融框架，旨在為發展中國家找到金融解決方案。圖片來自聚焦2030網站

中國在過去幾年里一直在走出國門，向很多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建設基礎設施。因此，中國需要成為該解決方案或國際金融改革的一部分，以確保這些國家在陷入財政困境時，能夠幫他們解決債務危機。從長遠來看，通過這個方案，發展中國家能夠為自己融資，為他們的綠色轉型提供資金。在這個問題上，良性競爭循環應該占上風。

最后一個說明良性競爭的例子，是礦物資源領域。我們都知道，為了在綠色轉型和數字轉型中取得成功，我們需要大量的關鍵礦產，鋰、稀土等等。

作為人類，我們都想確保能夠大量開發這些礦產，以便我們有足夠的原料生產其他重要工業品，并且我們希望礦產開發是在可接受的條件下進行的，不會在解決環境問題的時候產生另一個環境問題。

問題是，我們希望一個競爭的良性循環，而不是一個惡性循環。惡性循環的版本是不可取的，即美國、中國、歐洲和其他國家在腐敗和較低的環境約束和社會標準下競相逐鹿。如果我們的競爭能夠促使我們采取更高的標準，確保我們在非洲、南亞，或者拉丁美洲的礦業生產，能夠在這些國家本身轉型的時候也得到公平的份額，這將是好的競爭。

因此，巴黎和平論壇正在開始提出倡議，試圖在大國之間，包括中國，礦產資源利用上上建立一個共同標準。

要節制和管控競爭

我要講的第三點是，競爭在更多的情況下是有害和危險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節制、協調和管控競爭，特別是中美之間的競爭。

新冠期間，即使是對手的國家，我們也需要積極合作以彌補國家彼此之間的脆弱聯系。然而，大國政治往往占了上風，并采取了零和博弈的邏輯。這樣做的風險在于，所有的問題都會變成零和博弈，甚至在我們必須合作以獲得共同利益的領域。

因此，要么你馴服競爭，減少競爭，或者規范競爭，要么支持廣泛競爭，但是對不同領域區別對待：即在地緣政治領域劍拔弩張，但在全球氣候領域展開合作等，這樣做有時候是行不通的。

例如，一個月前，美國氣候特使約翰·克里告訴編輯，因為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日益緊張的局勢，他們與中國同行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努力幾乎已經停止了。

我們真的可以在地緣政治上展開競爭，但在其他問題上展開合作嗎？我擔心，合作意愿會被激烈的地緣競爭蒙上陰影。

合作的主體有時會被政治所挾持，這更糟糕。最新的趨勢是，大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通過貿易制裁、移民限制等等手段被武器化。因此，即使我們可以合作的領域，有時也被用作競爭的工具。

因此，我認為，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在某種意義上嘗試管控和減少競爭。

一個多月前，CCG在德國組織的慕安會晚宴上，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發言給我很多啟發。艾利森說，甚至可以相信，目前的形勢會發展到某種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互相確保毀滅）狀態。M.A.D.是冷戰期間形成的機制，簽約方用某種全球問題作為人質，以便展開競爭。

即使我們撇開氣候變化這些全球問題不談，無論中美之間的極端緊張關系是傳統的、反政治的，還是核領域的競爭，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都是壞消息，因為兩極分化的加劇，會對貿易、對其他政治關系產生影響。

因此，我認為除了管控競爭為合作留下一點空間，別無他法。

構建相對平衡的三角關系

我要講的第四點是，中美歐三方可以提出第三條道路，建立一種三角關系，這會比兩極對抗的關系更加穩定。

很有意思的是，在冷戰期間，即使在美國和蘇聯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張的時候，超級大國也能展開合作。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比冷戰初期的合作更多，這是事實。但在冷戰期間大國之間仍然設法合作，甚至簽署有約束力的條約，涉及到南極、太空、軍備控制、消除天花等等領域，消除天花是冷戰期間全球衛生健康領域的重大勝利之一。

引人矚目的是，與冷戰時期相比，現在似乎更難通過聯合國達成任何合作。所以冷戰時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往錯誤的方向發展。

2022年底，“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達成一致，我認為這真的很重要，中國在其中發揮了作用，我認為這是值得贊賞的事情。

2022年12月19日凌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第二階段會議就“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達成一致。20日，大會主席黃潤秋在蒙特利爾會議中心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另外，上個月，各國就公海生物多樣性保護達成協定案文，今年晚些時候會簽訂公海生物多樣性條約 (BBNJ)協議，這將一個決定性的協議。這個協議對地球上這一大片區域的生物多樣性的保護非常重要。

因此，你看，國際間的合作也有一些好的跡象。我認為我們也可以在軍事領域進行合作，但是，但是如果我們退一步，其他方面的合作情況并不樂觀。

所以，這就要求進行外交努力。不僅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外交努力，也包括其他國家的參與。我認為歐盟在這方面可以提供很多。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提議外交“脫險"（derisking)，而不是 "脫鉤"，我認為這是一個更有希望的辦法。因為 "脫鉤 "必然會使各國之間的關系更僵。

另外，這要求鞏固和加強聯合國在構建多邊主義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說，建立約束性規則和合作性規則。但我認為這還不夠。

政府間合作不足應對挑戰，非政府力量正在發揮作用

第五點，也就是發揮巴黎合作論壇等非政府機構的作用。這也是我們正在做的。

我認為，所有形式的合作都是非常必要的。美國和中國應該更多地彼此學習，在競爭中合作。歐洲可以在這方面提供幫助，但我也認為民間社會和國際社會也可以提供幫助。在許多領域，政府間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被阻止，或者說政府間的合作不足以應對全球挑戰。

我們一直在談論冷戰時期的兩極化，戰后的單極化，以及現在的多極化。但問題是，極是什么？極是一國政府的權力集中，或者幾國政府的權力集中。

沒錯，因為緊張局勢上升，疫情的爆發，傳統政府角色在過去幾年被強化了。但是，我們看到在很多領域政府力量也在弱化，而其他民間和社會的力量在發揮更大作用。

技術的進步以前都是國家推動開發的，比如核技術。但是，現在有一些領域，比如數字領域，在過去40年里有了很大的增長，卻都是由私人機構創新發展出來的。

同樣，生物技術等其他方面的技術也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還有全球健康行業，有許多其他參與者，不僅僅是政府，還有慈善基金會，非政府組織等。

因此，有一系列的議題它是由民間和社會組織來運行的，而且更加有效，可以在不同領域中取得進展，并聯系各方參與者，不僅僅是政府。這正是巴黎和平論壇多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情。

因此，我們確實有政府代表，但我們也聯合來自私營部門、民間社會的力量、專家和智庫等等，我們圍繞在聯合國受阻的議題，力圖推進這些議程，在規范和政治動員方面取得進展。

我提到過太空領域。我們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公司，來自全球北方和南方國家的太空機構，包括中國公司，發起了 "凈零空間”倡議。在這個行動聯盟中，我們試圖使得低低空軌道上的碎片數量保持穩定或者減少，使太空軌道可持續，這樣我們就不會像破壞地球環境那樣去破壞太空環境，我們可以在未來幾十年和幾個世紀里享受太空技術給我們的好處。

我還應該提一下，我們和中國合作很好的另一項工作。一年前我們發起“氣候過沖委員會”（the Climate Overshoot Commission），這個委員會由巴黎和平論壇的前主席帕斯卡爾·萊米領導，共有15名委員，主要來自全球南方，也包括一名中國委員。

“氣候過沖委員會”將著重關注，當全球平均氣溫升高超過1.5度時我們該怎么做？不幸的是，很可能會超過1.5度。因此，減排是關鍵核心問題，而且應該繼續是關鍵核心。

我們必須想得更遠一些，因為我們將承受氣候變化的后果，即使我們在緩解全球變暖方面做得非常好。因為氣候變暖是常年累積的，所以會有更多對人類不利的后果。

最后一個例子，我剛才提到了，關于關鍵礦產的開采，我們發起了呼吁行動，以確保國家間的競爭在社會規范、環境和地緣政治都可以接受的條件下進行，并確保競爭不會阻礙開采，確保有足夠的礦物資源來保障本土國家的綠色轉型。

鑒于中國在這方面發揮的作用，所以我們要邀請中國方面的人士來參與這一倡議。這是我隨法國馬克龍總統和歐盟范德廉主席訪問來到中國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