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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凱瑟琳·愛潑斯坦】美國媒體上已經發表了大量關于中國通信設備巨頭華為公司的文章，那些文章認為華為公司正努力在高端通信設備市場上取代美國供應商的地位并打算用自己的5G網絡把全世界聯結在一起。其中大多數文章在分析中國所采取的戰略時都認為，中國正在試圖挑戰美國的商業和地緣政治霸權——中國人偷竊了美國技術然后再把他們的山寨設備以低價銷售出去。更加令人憂慮的是，中國人正在謀求建造一個對于既有網絡來說具有替代性的、由中國來主導的全球電信基礎設施網絡，這使得北京可以對網絡用戶實施監控并借此獲得更多美國商業信息。

美國羅格斯大學歷史系教授凱瑟琳·愛潑斯坦2019年3月19日在美國《華爾街日報》刊發評論文章：《若要理解中國，應先研讀美國歷史》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對于這種分析的片面性，我深感震驚。有兩個關鍵的方面是那些分析文章并未提及的。

首先的一點在于，全球電信基礎設施被某一方掌控所帶來的威脅，并不會只是局限于網絡間諜或者所謂“網絡珍珠港”的隱喻（指美國擔心外國黑客或組織對其網絡安全發動攻擊，導致國家電網被破壞、交通失靈、水源被污染、金融系統和政府網站無法運行等重大問題，可能成為網絡版的珍珠港事件。“網絡珍珠港”的概念由美國網絡安全專家里查德·克拉克于2010年在《網絡戰爭》一書中提出——觀察者網注）。這種潛在威脅也許將波及范圍更廣、影響程度更深。關于這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也許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在一戰爆發前，與今天的狀況相似，全球經濟已經高度融合，那個時代可以說是全球化的第一階段。發達的工業生產和豐富的城市生活都對國際貿易形成了依賴，這要求維系國際貿易的眾多基礎設施的運轉不能受到任何影響。那些基礎設施發生任何問題都有可能引發一場經濟混亂，而且這種混亂很快會波及到社會和政治領域。換句話說，在那個時代，對基礎設施的控制不僅意味著商業利益，而且這種控制權還可以被當做一種武器來使用。

100年前的大英帝國對此心知肚明。除了對敵國和世界上的一般性通信活動展開監聽之外，英國政府還特別針對對維系全球貿易活動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英國公司加強了監管，這些英國公司涉及全球通信、金融服務（包括商業信貸和海事保險）以及跨洋海運等行業。通過對這些基礎設施的控制，英國不僅可以對敵國的活動進行監控，還可以對敵國經濟發起系統性的攻擊。用21世紀計算機行業的專業術語來說，英國可以借此對敵國的社會進行一場大規模的DOS攻擊（DOS即Denial of Service的簡稱，意為“拒絕服務”，造成DOS結果的攻擊行為被稱為DOS攻擊，其目的是使目標計算機或網絡停止響應甚至崩潰，導致其無法提供正常的服務——觀察者網注）。

回到今天的時代，無論以刺探敵對國家機密信息為目的的網絡間諜活動，還是體現出某種傳統軍事色彩的“網絡珍珠港”行動，這兩種說法都沒有體現出利用通信基礎設施展開進攻的系統性和社會性。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看俄羅斯是如何通過這種方式對美國大選進行干預的。我們先不涉及俄羅斯在這件事情上的黨派傾向性，該事件的結果顯示，俄羅斯用相對低廉的成本成功地削弱了美國人之間的互信，而且還令美國人對自己的選舉程序產生了質疑，可以說這是一場非常成功的心理戰。俄羅斯的這一行動對美國造成的損害并非體現在物質層面，而是體現在社會信心層面。

這一事件說明，其他國家有能力通過全球通信網絡操縱信息從而在美國社會散播互不信任的種子。如果此類心理戰的規模升級到更高水平，美國會受到怎樣的損害呢？如果是中國通過自己主導的全球通信網絡進行這樣的攻擊，結果又會怎樣呢？

下面我們談一談受到諸多分析文章忽視的第二個方面。很多文章提到，中國“偷竊”了美國的技術，而且在謀求建造一個對于既有網絡來說具有替代性的、由中國來主導的全球電信基礎設施網絡。可是那些文章的作者并沒有意識到，美國100年前面對當時的世界霸主英國以及其他大國所采取的做法。很多美國人應該是忘記了，在一戰爆發前，當時英國的實力是非常強大的，而與之相比美國是很弱小的。

為了在世界上取得自己的地位，從19世紀到20世紀，竊取外國技術對于當時的美國來說一直是一種慣常的做法，而且美國通過這種技術偷竊行為取得了可觀的戰略優勢（in its drive for world status, America routinely pilfered foreign technology well into the 20th century, and it gained considerable strategic advantage from its theft）。1912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的Crozier v. Krupp案就與一項德國炮架設計被美軍仿冒有關；同年，一個美國海軍軍官偷走了被英國海軍列為最高機密的遠程魚雷設計方案；一戰期間，華盛頓還沒收了德國在美國持有的化學技術專利，這為美國化工產業發展提供了極大助力。

二戰期間，美國從英國那里獲得了大量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知識，隨后美國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以防止相關學科在美國獲得進一步發展后那些學科的新知識再流回英國。關于這一方面，我們可以在科技史料中找到很多例證。從歷史角度來說，美利堅民族是一個非常善于模仿的民族（historically, it might be said, Americans are an imitative people）。

英國在一戰期間曾對德國發動經濟戰，這給美國造成了嚴重的附帶影響。美國開始意識到控制全球經濟基礎設施的重大意義。此后，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等很多美國公司與美國海軍就構建全球通信網絡展開了合作，也許華為公司今天所扮演的角色與RCA等美國公司曾經扮演的角色有某種相似之處。

此外，為了讓紐約取代倫敦成為全球金融中心，華爾街還與美國政府展開合作打造出了現代金融服務業，也許中國推出自己版本的SWIFT（即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意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是一個國際銀行間非盈利性的國際合作組織，總部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該組織運營著世界級的金融電文網絡，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通過它與同業交換電文來完成金融交易——觀察者網注）支付清算系統也是出于相似的動機。

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自1913年至1921年擔任美國第28任總統——觀察者網注）政府曾致力于打造一支遠洋運輸船隊，如此一來美國便可以擺脫對英國航運力量的依賴，而今天的中國正在努力加強自身對全球遠洋航運的控制，這與威爾遜政府當年的做法是非常相似的。

簡而言之，今天的中國與100年前的美國有許多相似之處：兩者都是生機勃勃的對既有大國提出挑戰的“修正主義國家”，兩者都盡己所能引進外國技術并加以模仿，兩者都搭既有霸權國家的便車，而且兩者都堅信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我不禁想到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人對美國歷史的理解是否比美國人自己更加深刻呢？

在談論中國時，我們美國人很容易認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之上。可是為了找到應對中國的最佳戰略，我們不需要進行太多的道德說教，我們應該多一些想象力。崛起中的國家對控制全球經濟動力源泉、獲取外國先進技術有著強烈的戰略動機。美國及其盟友應該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自己是愿意生活在一個被美國主導的世界上還是愿意生活在一個被中國主導的世界上呢？他們對此能做些什么呢？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9年3月19日美國《華爾街日報》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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