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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國前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美國正處于自冷戰結束以來須對美國外交政策進行重新思考的最為關鍵的時刻。雖然華盛頓在大多數議題上都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不過一項共識正在逐漸形成：與中國進行戰略接觸的時代應該結束了。如今辯論的焦點在于：美國今后該如何處理與中國之間的關系呢？

美國前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在2019年9-10月號美國《外交事務》雜志刊發評論文章：《在競爭中避免災禍——美中兩國該怎樣在競爭中和平共存》

與美國外交史上發生的許多辯論一樣，人們在這一辯論中的發言既包含建設性創新的內容，也包含破壞性煽動的內容。不過多數觀察家應該都會同意，今后美國對華戰略所遵循的路線將會是“戰略競爭”，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也是這樣表述的。不過，以“戰略”作為修飾語的外交政策框架所制造的問題通常來說比解決的問題還要多：“戰略耐心”反映了行動時機和行動內容的不確定性；“戰略模糊”則意味著該發出什么信號是不確定的。

那么“戰略競爭”呢？這個表述其實反映了競爭領域的模糊性，而且在競爭中取勝的標準也是不確定的。然而，由于人們急于開啟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新時代，目前還沒有人為與美中競爭有關的此類重要問題提供明確答案。美國到底為了什么與中國競爭？通過競爭，美國希望實現怎樣的具有現實意義的目標？競爭手段是為實現競爭目標服務的，如果不能明確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最終目標，那么美國將陷入為了競爭而競爭的怪圈，與中國發生沖突的危險也將大大增加。

美國決策者和分析人士曾樂觀地奉行與中國的外交接觸和經濟接觸戰略，如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放棄了這種樂觀心態。不過在轉向新的“戰略競爭”路線時，美國的決策者們也許只是用一套新的自以為是的觀點取代了一套舊的自以為是的觀點（policymakers may be substituting a new variety of wishful thinking for the old）。接觸戰略的錯誤在于，我們曾認為在與美國進行外交和經濟接觸的過程中，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對外政策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如今轉向“戰略競爭”路線的華盛頓很可能犯了類似的錯誤，他們以為中國將在與美國的戰略競爭中發生另一種根本性變化——屈服或崩潰。

雖然美中兩國之間存在諸多分歧，不過雙方都需要接受對方是大國這個事實并為兩個大國彼此長期和平共存的局面做好準備。美國在處理對華關系時首先應該對自己影響北京長期發展方向的能力做出謙遜的評估。美國的對華戰略不應過于依賴對中國未來發展路徑的判斷，無論中國的體制如何演進，美國的對華戰略應該是穩定持久的。美國的戰略目標不應是尋求實現類似蘇聯解體那樣的終極確定狀態，而應是尋求實現有利于美國利益和美國價值觀的、在清晰的戰略思維作用下形成的兩國穩定共存的狀態。

在這種共存狀態中既有競爭也有合作，而美國在競爭中應努力確保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得到維護。隨著美國逐漸放棄對華接觸戰略，這種對自身利益的維護也許意味著近期將發生一些摩擦。在戰略接觸時代，為了與中國建立積極的關系，避免發生摩擦本身曾被列為一個目標。展望未來，美國的對華政策絕不能只是著眼于美國想要何種美中關系，美國的對華政策還應著眼于自己想要獲得哪些利益。美國所尋求的穩定狀態應確保兩國在競爭的同時還要避免陷入緊張關系升級的危險當中。

美國的決策者不應認為這個目標難以企及而不予考慮。這個目標能否實現當然不僅取決于美國自身，中國也將扮演它的角色。因此在未來的美中互動過程中，“保持警惕”（vigilance）將是一種長期性的要求。雖然和平共存能夠讓美國獲得維護自身利益的最佳機會，防止難以避免的緊張關系惡化到直接沖突的境地，不過這種和平共存并不意味著競爭的偃旗息鼓，也不意味著我們在重大問題上向中方做出讓步。相反，和平共存意味著我們要接受“把競爭看作一種需要管控的狀態而非需要解決的問題”（competition as a condition to be managed rather than a problem to be solved）這一觀點。

接受冷戰教訓、拒絕冷戰邏輯

由于美國在“戰略競爭”問題上并沒有給出清晰的表述，人們在面對當前與中國之間的競爭時往往會傾向于參考美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大國競爭——冷戰，這是可以理解的。從直覺角度來說，人們把兩場競爭做這樣的類比并非沒有道理。與前蘇聯相似，中國也是一個大陸級別的競爭對手，施行一黨執政體制，而且極具雄心。中國向我們發出的挑戰具有全球性而且這一挑戰將長期存在。要應對中國的挑戰，我們需要展現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國家動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