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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我國翻譯家孫仲旭因抑郁癥不幸自殺身亡。而在之前的8月11日，美國電影演員羅賓·威廉姆斯也因自殺而去世。他在生前同樣長期受到抑郁癥的困擾。接二連三有人因抑郁癥辭世，也引起了輿論對這一疾病新一輪的關注。

抑郁癥很容易與普通的抑郁情緒混淆。抑郁情緒可以自然平復，但抑郁癥往往需要心理或藥物治療才能消退。抑郁癥和其他精神疾病導致的自殺，已經在發達國家占據了所有自殺案例中的一半以上。

知識分子的疾病？

由于我們常常看到一些高級知識分子、知名人物受抑郁癥困擾甚至自殺，所以有一種觀點懷疑這是否是一種“帶有階級性”的疾病。

抑郁癥和其他精神疾病導致的自殺，已經在發達國家占據了所有自殺案例中的一半以上。

實際上抑郁癥分布非常廣泛，據估計，我國有6.1%的人口患有抑郁癥。而美國有9%的人口患有抑郁癥。因此，患病人群，顯然并不只是一些知識分子和知名人物。

從一方面說，越是知名人物，其患有抑郁癥的情況才越是容易被報導。而抑郁癥患者由于病情造成的過度自卑、自責等原因，不愿意向別人吐露病情，于是就很難被旁人了解。再者社會往往缺乏判定抑郁癥的相關知識。因此人們會更頻繁地聽說知名人物患有抑郁癥，而不是身邊的人患有抑郁癥。

但從另一方面說，由于工作環境等其他原因，確實是有一部分人會比另一部分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癥。

工作壓力、決策壓力、焦慮往往是引起抑郁癥的主要因素。越是位高權重的人士，就越可能有這方面的隱憂。另一方面，戶外運動和社會交往都有利于避免或減輕抑郁癥。而很多知識分子都是獨立工作，運動、社交相對較少。所以，其患上抑郁癥的概率就更高。也有人認為，恰恰是這些人的內向性格，決定了他們會選擇較為孤立的工作環境，并因此加大了患上抑郁癥的可能。

在治療抑郁癥時，親密的社會交往，交際支持，是非常關鍵的。如果從事的工作、生活的環境以及個人性格都決定了社交的相對匱乏，患上抑郁癥的可能性無疑就更大，而恢復也就更困難。

類似地，筆者猜測，之所以中國的抑郁癥患病率低于美國國家，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中國人口密度大。這導致中國人的社會交往，平均下來，會比美國人更為頻繁、親密。因此壓制了抑郁癥的發生率。

百憂解之殤

雖然抑郁癥是不是“階級性”疾病還有爭議，但從抑郁癥的治療倒是能看出國家間的“階級”差異。像我國這樣才剛剛開始普及抑郁癥知識的發展中國家，往往面臨的是大眾對抑郁癥警惕不足，使得大量抑郁癥患者無法意識到自己需要心理或藥物治療，因而產生延誤，甚至自殺。而歐美一些廣泛普及抑郁癥知識的發達國家，又面臨著抗抑郁藥物濫用的問題。

首先，有一部分人在了解了抑郁癥的相關知識后，不但不會忽視抑郁癥，反而會將正常的抑郁情緒（甚至是正常的非愉悅的平靜情緒）也理解為一種應該利用藥物進行調節的狀態。這就導致了這些國家中，諸如百憂解（Prozac）等抗抑郁藥物的濫用。

1998年時，美國僅有1120萬人服用抗抑郁藥物，到2010年這個數字已經上升為2330萬。在過去20多年中，歐美發達國家百憂解的使用量常常以每年10-20%的速度上升。我國目前抗抑郁藥物的使用量也在以類似的速度逐年遞增。

發達國家的這種現實，一方面固然體現了關于抑郁癥的知識越來越普及，社會對抑郁癥越來越警覺。但另一方面，社會中已經毫無疑問地出現了藥物濫用。英國的一些中學生甚至開始在考前服用百憂解，以應對考試焦慮。

這就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正常抑郁情緒通常不需要干預。而輕度抑郁癥可以通過自我調節或心理治療獲得恢復。抗抑郁藥物帶有副作用，懷孕期服用不利于胎兒。雖然抗抑郁藥物成癮性極低甚至被認為沒有成癮性，但沒有抑郁癥而長期濫用抗抑郁藥物仍然會形成藥癮，并帶其他癥狀。比如濫用百憂解就會有多話、易怒、心律不齊、多汗等癥狀。如果濫用藥物成癮，戒除時還會有諸如抑郁、失眠等戒斷反應。

同時，另一些人則想盡辦法利用各種抗抑郁藥物來獲得仿佛吸毒一般的快感。他們通過大劑量服用、吸入或注射抗抑郁藥物來尋歡作樂。由于抗抑郁藥物成癮性極低，而且便宜易得，這就吸引了很多年輕人濫用藥物。

但是，大劑量使用抗抑郁藥物，甚至違反使用方式（比如將口服藥物水溶后注射），這比之前所說的長期按正常劑量濫用抗抑郁藥物帶來的后果更為嚴重。在加拿大，濫用抗抑郁藥物威克倦來獲取毒品般的快感，已經造成數人死亡，并為其他一些人帶來嚴重的身體損傷。

可以預見，類似的問題很可能會在我國也逐漸浮現。我國政府在推廣抑郁癥預防、治療知識的同時，也應該開始關注相關的藥物濫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