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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世界貨幣的代價

美元要做世界貨幣，世界貨幣就是用來做國際貿易的。你的進出口規模越大，你需要的美元儲備就越大。否則就可能因為美元儲備周轉不過來而發生國際支付危機，本幣被動地斷崖式貶值，被外國資本收割（用美元趁便宜購買你的大量資產）。所以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各國對美元的需求也與日俱增。如果美元的供給不夠，那么各國必然會尋找世界貨幣的替代品。

那么我們首先要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國家是如何拿到美元的呢？

美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各個國家拿著產品、服務從美國那里直接或間接換來的。假如你的產業優勢不大，美國對于你的產品并不感興趣怎么辦？答案就是把本國貨幣貶值，直到你的產品讓美國人覺得足夠便宜。

這意味著，在這個貿易體系下面，其他國家有著充足的動機將自己的貨幣保持在一個相對于美元的低估的位置。而美國只要想維持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就必須默許這種行為。

各位現在應該就明白了，為什么美國天天說中國操縱匯率、德國操縱匯率，說這些國家的貨幣都低估了，同時天天說美國貿易赤字不行啊、不好啊，結果吵吵完了最后啥也不做。因為合理范圍內的故意低估貨幣，以及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其實是美國和各國的共謀。你不讓我低估，我就拿不到美元來進行必要的國際貿易，那我就只能去支持另一種貨幣來進行國際貿易了。所以這是維持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不可或缺的過程。

這個匯率上的規律也就意味著，美國的制造業相對于其他國家，天然就位于不利的競爭地位。即便大家科技水平相當，管理能力、人員能力相當，外國產業由于有匯率上的優勢，也會形成價格上的優勢。

所以我們會看到一個現象，那就是在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之下，國際貿易規模增長速度越快，各國就越需要獲取美元，美國的產業受到的沖擊就越大。

70年代國際貿易中一方面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匯率開始自由浮動，另一方面美國粗放式的產業管理遭遇德國和日本的挑戰，造成了一定的美國產業損失。90年代中期WTO建立以后，全球化正式拉開帷幕，這大大刺激了國際貿易（見上圖，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高速增長）。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融入世界市場，另一方面各國對美元的渴求變得史無前例的高漲，兩大因素綜合在一起，對美國制造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當然，正如有的朋友提出的，在美國制造業的衰弱之中，可能更關鍵的因素是貿易全球化本身，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市場。這一點我十分贊同。中國海量的高質量勞動力進入到國際市場，必然會帶來產業的重新分布。就如二戰后歐洲日本的復興帶來的產業重新分布一樣，這必然會導致美國一部分制造業被競爭對手擊敗，或者遷出美國。

所以我這里需要澄清一下，以上我想要講的，是從匯率這個角度來說明美國制造業的一個競爭劣勢。也就是說，即便美國在各個生產要素方面能夠與競爭對手保持平齊，匯率問題也會讓美國的制造業不敵外國制造業，于是制造業總有一種遷出美國的傾向（除非是一些不可能遷出的本地制造業）。美國必須要維持很強的產業優勢，才能抵消匯率帶來的劣勢。

還有朋友說，美國制造業勞動崗位的快速減少是不是因為自動化設備，尤其是機器人的應用呢？我們來看下面這張圖。

這是主要發達國家在2000到2009年間制造業工作崗位的縮減比例。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從老牌發達國家奪走了很多崗位，以及在這個時間段自動化設備也造成了一定的崗位縮減，但是美國損失掉的勞動崗位仍然顯著高于自動化設備更普及的日本和德國，也高于其他發達國家。（比例比美國高的，只有金融業同樣高度發達的英國。過于強大的金融業對制造業的負面影響我們后面再說。）

可以看出，美國的制造業在產業分布格局的調整過程中，比一般發達國家更容易受到傷害。

所以由于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美國的制造業和外國的制造業就無法進行公平的競爭。只要國際貿易持續發展，只要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不被取代，即便中國的人力成本持續上升，美國的制造業也不可能收復90年代到2000年代失去的部分。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以及我們后面要講的金融荷蘭病問題），美國的制造業基本上不太可能重返70年代或90年代的輝煌。這是為什么我判斷美國不可能“重新偉大”的關鍵原因之一。

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國債

那么，美國財政赤字以及國債又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有通貨膨脹，美元的實際購買力肯定是不斷衰減的。所以，外國政府和銀行擁有了美元儲備以后，都要尋求保值，也就是需要有超大宗美元的投資渠道。但是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持良好的流動性（以便隨時可以把美元兌出來使用），以及比較低的風險（以防投出的美元損失掉）。要知道，能保證后面兩個特性的投資渠道，通常都不能具備“承載超大宗投資”的特性。

針對這樣的需求，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資產能和美國國債相匹敵。美國國債由美國政府信用背書，風險極低。美國國債的價值被廣泛接受，所以隨時想要脫手都可以。

所以，世界各國政府和銀行都需要美國國債。這意味著，美國國債只要一個非常低的利息，就能吸引買家。

所以你會看到非常奇妙的事情發生了。那就是美國國債一飛沖天，相比于GDP的比例越來越高，但是與此同時，美國國債的利率卻在不斷下降。十年期國債利率，已經降到了1.4%。二三十年前，美國國債利率還有大概9%呢。

相比之下，最近幾年在國內，中小企業融資（除非有特殊政策）通常利率在8~12%，大企業通常也要4~8%。1.4%的利率，簡直就像免息貸款一樣。

世界各國和金融機構幾乎是求著美國政府從自己這里借錢，才會有這么低的利率。那么美國政治家的選擇就很清晰了，當然是通過借錢來滿足民眾的需求。

原來負擔不起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借錢打完了。原來負擔不起的全民醫保，借錢搞定了（哪怕是暫時的）。

既不用加稅（避免了民眾不滿、支持率下降），還能按施政理念去大手大腳地花錢（贏取了支持率），這么好的事情，又有幾個政客能夠拒絕呢？

總結一下，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和國際貿易飛速增長，導致了各國必須擁有巨大的美元儲備。而擁有了巨額的美元儲備，政府和金融機構必然想要進行高流動性、低風險的投資保值，從而對抗通貨膨脹。而美國國債是唯一合適的投資渠道，這導致了美國國債利率極低。美國政界幾乎必然選擇借債來施政，從而贏取更高的支持率。

金融荷蘭病

好了，那么這些問題意味著什么？

一個國家的發達，排除極少數因為豐富的自然資源或地理位置（周邊都是發達國家，把它養起來了），歸根結底是因為其科技水平。因為優秀的科技水平，使這個國家的產業能夠制造別的國家難以制造的東西（或提供別的國家難以提供的基于知識的服務）。因為別人不會造，又有需要，那么這些高端的產品/服務自然可以賣得起好價錢，換來大量的低端貨物。就如當年我們所說的，一億件襯衫才能換來一架波音飛機。如此一來，這個國家的國民付出等量的勞動時間，就能獲得比發展中國家的國民多得多的生產和生活物資。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一方面，發達國家的國民才能有非常優越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才能允許更多的人脫離生產，從事教育、科研、藝術、娛樂、軍事等等工作。

制造業是發達經濟的根本。

雖然制造業看起來又臟又累，但它有兩個優點。

第一，制造業深刻影響相關的產業鏈、品牌和技術研發。一旦工廠挪走了，其上游產業往往也會隨之遷移，整條產業鏈上的研發，都會跟著走。

盡管美國當年很欣賞那種把生產完全外包模式（就是自己只做營銷、研發等輕資產的部分），但是安迪·格魯夫把這個問題看得很清楚。電池代工廠走了，電池原料廠也會走。電池代工廠做著做著就會不滿足于那一點代工利潤，就會想要做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研發。然后和自己的老主顧展開競爭。

脫離了生產的老主顧，一開始還能轉向別的代工商。但是想想看，為什么老主顧一開始沒有選別的代工商？因為原來那家代工商是生產效率最高的，具有生產成本的優勢。也許它的突破會失敗，但一次、兩次、三次，最終會有一家代工商突破出來，老主顧就漸漸衰落了。你可以看到中國很多領域就是這樣起來的，或者就在這個過程中。

第二，制造業里面有一條平滑的就業曲線。制造業需要大量的人力，因此會有各個學歷背景的雇員，無論從地位還是從薪資待遇來說，都有一個平滑的過渡。

廠長之下有經理、主管、技術工人、普通工人、技術工程師等等，任何一個崗位的人素質很低，都會帶來工廠運營效率的問題。所以制造業強大的國家，一定會強調基礎教育，強調把各階層的人都教育好。

相比之下，金融機構就不一樣，里面有教育背景華麗、薪資超高的投資經理、分析師，然后就是薪資很低的辦公室人員、清潔工、門衛。如果一個國家金融業一枝獨秀，那么這個國家就不在乎基礎教育爛掉。畢竟，這樣的機構只要頂尖人才足夠好就行了，下面的行政、門衛、清潔工，其實素質差一點不要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