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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歙縣的一位副鎮長因為上班時間開滴滴快車被人舉報，目前正在等候組織的處理。這是各種違紀事件中非常小的一個，但因為違紀行為不是大家聽得多了的大吃大喝、公款旅游、違規發錢等，而是兼職開網約車，所以引起了很大的關注。

隨著媒體的跟進報道，我們得知，這位名叫洪升的37歲的副鎮長每月工資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目前離異，剛剛還完房貸，要撫養孩子和老人，自己還有痛風病，不久前為看病欠下了14000多元的債務。為了盡快還錢，他在業余時間當了滴滴快車司機，被人舉報的那次是工作日出去辦事，想順路再拉一單，想不到攤上事兒了。

跟一般官員出事的反應不同，輿論對這位副鎮長充滿了同情，都覺得他至少是個老實清廉的干部。我也認為，如果洪升個人所述情況完全屬實，即便他的這一行為構成違紀，也理應從輕處理；然后，組織上應該對他的生活多加關心，幫助他度過生活上的難關，以便讓其安心工作。

6月21日，中紀委網站公布了5月全國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情況，共處理人數4469人，其中鄉科級4402人，占比98.5%；2016年以來共查處20951人，其中鄉科級18629人，占比88.9%。鄉科級干部被查處的人數多并不奇怪，因為總人數多。但洪升的案例提醒我們應該考慮一個問題，這些被查處的基層干部中，是否就存在少數類似副鎮長洪升的情況。

副鎮長洪升遇到的情況絕不是個例，華中科大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劉成良在網上發表文章《做鄉鎮干部究竟是怎樣一種體驗》，給出了這樣一個案例：沿海地區某鎮的一個副鎮長被提拔前當了14年的普通鄉鎮干部，工作經驗豐富，2014年在鄉鎮食堂進行公務接待的時候，遇到了以前認識的村干部，就招呼著一起吃了，多加了幾個菜，村干部想喝酒，就上了酒，這位副鎮長知道喝酒違規，自己并沒有喝。2015年市紀委巡查時，認為菜單有問題，開始他還為自己辯解，后來意識到如果不承認錯誤，可能連飯碗都要丟掉，只好認錯了。結果，他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副鎮長職務被免，還被作為違反八項規定的典型通報批評。在那之后，這位干部的情緒變得比較消沉。

在這個案例中，這位副鎮長的行為算不上大吃大喝，基層社會更講人情，在堅持原則的同時也要尋求原則與人情的交集，否則也不利于工作的開展。

如果在查處違紀中，上述的事情多了，可能會傷害到好的干部的干勁兒，進而對基層治理的水平產生負面影響。這樣說并不是要為干部違紀的現象進行開脫，而是要說明這樣的道理：嚴明紀律的目的不在于嚴明紀律本身，而在于提高黨的治國理政的能力，嚴明紀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當官不能為了發財，想發財就不要為當官，不能把當官變成滿足無窮貪欲的捷徑。這是針對官員隊伍中出現的嚴重腐敗問題而講的，也是對干部隊伍提出的要求，做官要擺正心態。

但是，副鎮長洪升兼職開快車，并不是為了“發財”，僅僅是要緩解一下拮據的生活；另一位副鎮長招呼村干部一起吃飯，多上了幾個菜，也跟“貪欲”扯不上關系。嚴明紀律、清正風氣的目的應該是查處貪腐官員，給好干部騰出做事的空間，如果打擊面太寬，會導致整個干部隊伍傾向于不作為，把不惹事作為行為導向。

此外，各級組織還應該綜合考慮，為干部創造一種不需要滿腦子想著掙錢就可以安心工作的環境。我在《聽警察侃大山》一文中談到這個問題，如果基層國家工作人員依靠工資收入連基本的體面生活都無法保障，那誰還愿意來干這個工作呢？

國家的穩定首要在于基層的穩定。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重新塑造了基層社會，把一盤散沙的老百姓組織成了堅強的中國人民，這是黨執政的根基。組織基層就要靠基層的干部，穩定基層也得靠基層干部隊伍的穩定。基層干部要面對的工作千頭萬緒，壓力大，晉升機會少，工資待遇并不高，尤其是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更是如此。即便這支隊伍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也比“鄉賢”更值得信賴和依靠。

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目的是厲行節約、縮減行政開支，這是正確的，可是現實執行也要避免把基層干部正常應該享受的一些福利也一并砍掉。否則，那些不把心思放在搞外快、收賄賂上的好干部會給排擠出去，這不是我們想看到的。

輿論同情安徽的洪升副鎮長的邏輯便在于，一個副鎮長即便權力不算大，用來謀取一萬多塊錢也應該是不難，但他沒有動這個心思，那么對他可以酌情處理。嚴明紀律有必要，但要防止造成對基層干部隊伍的逆向淘汰，因為紀律也是有人情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