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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

今天想利用這個寶貴的時間，把我們的《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研究報告》的主要想法，簡單跟各位匯報一下。

這個報告的核心思想就是標題指出的——防過冷是新時期宏觀經濟治理基礎性任務。其中宏觀經濟治理是一個新提法，不是宏觀經濟調控；另外，防過冷還是基礎性任務，意思是恐怕相當長的時間都要防過冷。

過去幾年乃至于過去十年，中國經濟表現都是偏冷的。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的前十年，中國的國家治理和改革的精髓，或者主要工作就是簡政放權。這使得過去很長時間之內，經濟過熱成了時代的主題。我們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老院長朱镕基總理，他當時非常高效、治理有方的一個工作內容，就是剎住經濟過熱、投資過熱。

過去十幾年，我們的國家治理能力全面提升，國家治理更加有序、高效，防止了經濟出現大起大落。反映在經濟運行上，規范有序也帶來一個負作用，那就是經濟過冷。經濟過冷的意思是指，實際經濟運行的速度低于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

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大潛力要素

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還是非常快的，為什么？經濟潛在增長速度無非就是三個要素，我稱之為KPL。

K是capital，中國的儲蓄率高，保守估計居民存款總額占GDP的比例是35%。高額的儲蓄率，為投資提供了充分的基礎。不僅是搞投資有基礎，也為化解地方債提供了保障。一些過去投得不太好、沒有短期商業回報的地方債，就可以用儲蓄來化解。本世紀初，我們處置了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靠的就是儲蓄，這個沒有爭議。

P是productivity，生產效率。生產效率靠研發，中國研發能力比十幾年前大大提高了，研發的總支出量，按現價美元計算，跟美國非常接近了，2025年應該就超過美國了。如果按照購買力計價的實際研發支出，那比美國還多了，因為中國的工程師工資沒有美國高。而且，中國一年培養357萬理工類專業大學畢業生，這比全世界其他國家加起來的總和還多。科研人才和資金都具備了，科技研發能力上升是有很大潛力的。

L之前指的是labor，現在演變成人力資源。我們不應該有人口焦慮，原因是盡管我們人口總量可能見頂了，但是人力資源總量還在上升。

人力資源總量是考慮了人口質量的社會勞動時間儲備總和，人口質量的核心因素是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平均來說，中國男性68歲以前一般都不會有慢性病，都很活躍；此外中國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斷上升。我們的測算發現，若以2020年為基年，將人力資源總量換算成人口當量，則2050年我國的人力資源總量將從2020年的14.2億人，升至16.4億人，增加約15.4%。

所以不要有人口焦慮，不能把經濟增速下滑的原因推給人口衰減，這個我們不同意。

經濟過冷的風險

我們的經濟增長潛力是有的，但為什么中國經濟增長的實際速度低于潛在增長速度呢？

過去十年以來（2010-2019）中國增長速度逐年下滑，平均每年下滑0.33%，這個態勢必須逆轉。經濟增速下滑根本的原因是，我們的國家治理能力日益強大，表現在宏觀經濟治理上避免了大起大落，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負作用，導致宏觀經濟的收縮，經濟運行容易過冷。

所以我呼吁從現在開始，我們的經濟工作包括宏觀經濟治理工作的思路要變，要從過去防過熱變成防過冷。這個慣性的思維要改變，各種工作思維都要隨之改變。

那么怎么改變呢？我們有很多具體的建議，根本之根本，我們呼吁政府部門的工作思路要改變。

我們研究院有兩條腿，一條腿搞政策研究，一條腿搞學術研究。我們認為市場經濟搞得好不好，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政府的激勵要搞對，就是要改變政府調控經濟的思路，要從防過熱變成防過冷。

我舉一個例子，有一種小眾消費的摩托車，按照1980年代制訂的法令是13年強制報廢。這本質上給所有買摩托車的消費者的一個巨額的折舊，這樣摩托車制造商特別是高端摩托車制造商沒有積極性，消費者也不敢正常去買摩托車。

我是政協委員，我為此呼吁了很多年，但是至今還沒有解決。其他抑制消費的政策，如限房和限購都很復雜。但是針對摩托車的這種限制政策長期不能解除，我反復思考，唯一的解釋就是政府工作人員的思路沒有改變，沒有把防經濟過冷，抓住一切機會穩經濟這個中央精神落實到政策上去。

所以該怎么辦？我再次強調，抑制消費的各種政策問題如果不解決，中國經濟長期過冷，長期運行在經濟增長潛力之下，我們會有重大風險，乃至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的最大風險。

為什么這么講？如果經濟長期過冷，失業還會加重，社會的穩定就會遭遇挑戰。如果經濟長期過冷，科技研發動力會下降，科技進步也會放緩。如果經濟長期過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包括我們軍隊的裝備能力提升都會放緩，我們趕超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的趨勢也可能都會逆轉。這恐怕是一個基礎性、長期的風險，必須高度重視。

預防經濟過冷的兩大建議

那么怎么辦？有辦法！我反復強調中國的百姓是有活力的，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是有的。具體說來，除了尹艷林主任提到的要阻斷預期負循環提振信心，以及要真正落實促消費政策，我補充兩條。

第一條，短期內我們呼吁中央政府趕緊推出有助消費恢復的政策。可以在支付環節提供補貼，比如說，不管買什么產品，政府在支付環節包括銀聯、支付寶、微信支付，給消費者5-10%的補貼，這樣做的好處是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公平地對支付環節進行補貼。

有人說，這樣養了懶漢，政府會吃虧。不對，不能這么講，這是幫助老百姓恢復消費信心的重要舉措。上海已經行動了，上海拿出了10個億，對消費者進行補貼。研究已經表明，10億的政府支出，拉動了40億的消費。那么如果中央政府拿出5000億補貼，根據上海的經驗，最后能帶動兩萬億消費。

中國大陸的稅收體制是以流轉稅為主，兩萬億的消費提升馬上就會帶來25%，也就是5000億的財政稅收，等于政府沒有增加一分錢的財政支出。這么好的事情為什么不做呢？所以我們要呼吁趕緊扶持消費。

有人問，這樣做是不是不公平，補貼了高收入人群，對低收入人群補貼不夠？其實不然。中高收入人群缺的是時間，他們不消費主要是忙不過來，最后能用消費券的，我相信是有時間、想消費、但缺錢的中低收入人群。

第二條，要想方設法鼓勵民營企業繼續投資。具體怎么辦？我們報告里提出一點，要明確民營經濟的政治地位，不僅要講“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發展國有經濟，毫不動搖地發展民營經濟，而且要從根子上講，民營經濟和國有企業一樣，也是執政黨長期執政的經濟基礎。

這跟“三個代表”是完全一樣的，民營企業家都可以入黨，企業發展了，增加了就業，交了稅收，對科技進步做出了貢獻，讓我們國家的治理能力、治理體系更加強大，更加健全。這個話要講，要明確民營經濟的政治地位，這樣可以從根子上給民營企業家吃定心丸。

我們呼吁，從現在開始整體的經濟工作，包括宏觀治理的工作，思路要轉變。我相信，如果這個整體思路能夠轉變，中國經濟一定能夠回到比較健康的高質量發展的道路，2035年人均GDP相比2020年翻一番、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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