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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注意到傳統歷史沿革地圖編繪局限性的是日本學人。明治二十九年（1896)，重野安繹與河田羆編輯出版《支那疆域沿革圖》，各圖內容雖以楊守敬《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為基礎，但多有增刪。底圖則采用現代精確測量圖，編繪夏至清歷代疆域圖共計16幅，可以說是首部新型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前后修訂達7版之多。與中國傳統歷史沿革地圖相比，這部《支那疆域沿革圖》在歷史空間書寫上獨具特色，特別注意對中國邊疆民族地理空間的敘述與表達。誠如編者“例言”所說：

支那歷代沿革圖有我安政中二宮氏校刊《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圖》及彼土明末王光魯撰《閱史約書》，清同治中馬征麟撰《李氏歷代地理沿革圖》，光緒五年楊守敬、饒敦秩同撰《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等。然詳略不一，且止于長城以內，不能知塞外形勢。楊撰末附四裔，亦概略而已。抑如漢唐其版圖，遠及四邊，又塞外諸國為歷代通患，竟至遼金元清，皆進取本部，尤不可不審其形勢。故此圖以清國版圖為基，詳載塞外諸國沿革。

《支那歷代沿革圖說·宋代疆域圖》

這種基于現代民族國家語境下的歷史地圖編繪，首次將中國周邊民族地區置放于與內地對等的空間格局之下，進一步打破了中國傳統歷史沿革地圖編繪的等級化特征。在時間之維上，這部歷史地圖第一次將清末中國地圖納入歷史地圖的寫作中，并將中國臺灣畫入日本版圖，以凸顯“日本進步一中國停滯”的二元時空結構。同時，作者以中國歷代疆域興衰為參照系，認為中國在漢唐元清時代之所以版圖廣大，是因為皆以武力立國，而近世中國之所以割地日衰，就是因為兵勢不振，徒興文治。因此，作者在書中斷言：“凡建國本于武則強，基于文則弱”，以符合當時日本急于武力擴張的現實形勢。

值得注意的是，這部由日本人編繪的新式中國歷史地圖集，在清末民初中國知識界頗為流行，個中原因除去其體例之新、印刷之精外，當與其編繪內容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現實有關。例如夏曾佑在編寫《中國古代史（上）》時，在敘述三國疆域與兩晉疆域沿革時，就直接抄錄了《支那疆域沿革圖》及其略說。光緒三十一年（1905)，武昌中國輿地學會即將此書翻譯為中文，題為《校譯支那疆域沿革圖》。清末出版的《譯書經眼錄》一書也評價道：“(此書）銅版著色，精細可玩……俾讀者左圖右史，互相發明之用。”民國時期何多源編著《中文參考書指南》，對此書更是贊譽：“所繪之圖，不以中國本部為止，其塞外諸國形勢亦收在內，而以顏色分別之，讀中國歷史輿圖，此為較善者。”

然而，伴隨近代日本對外武力擴張的過程，日本急需擺脫在東亞范圍內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空間書寫，以樹立其在東亞的領導地位。《支那疆域沿革圖》這種以“支那帝國”為范圍的歷史空間書寫，盡管是以中國歷代疆域變遷為參照系，以支持日本“以武立國”的國策，但隱含的卻是對歷史上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秩序的認可。因此，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地圖編繪不足為甲午戰后日本樹立東亞“霸主”地位提供新的支持。同時，為對抗西方世界在東亞范圍內的力量存在，日本學界進一步創造出包括中國、朝鮮、印度等東亞諸國在內的“東洋”概念，以抗衡“西洋”世界秩序。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日本的“支那史學”開始向“東洋史學”轉變，日本對中國歷史地圖的編繪也逐漸擺脫“支那疆域沿革圖”的范式，逐步向“東洋歷史地圖”或“東洋讀史地圖”轉變。

偽滿洲國成立儀式

聯系日本“滿蒙回藏鮮”之學興起的背景，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學者力求破除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空間敘述，特別注意中國周邊民族地區歷史地理形勢的學術旨趣，其背后所蘊含的是日本知識界對“東亞”知識霸權的覬覦。這種在東洋史背景下的歷史地圖編繪，將傳統中國解釋為不同的王朝，而現實中國只應是“漢族為主體，居住在長城以南、藏疆以東的一個國家，中國周邊的諸多民族不僅不是一個共同體，滿蒙回藏朝等都在中國之外”，以符合日本帝國主義向東亞周邊地區進行空間擴張的現實需求。

因此，在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語境下，傳統王朝地理學語境下的歷史沿革地圖，顯然無法滿足“改造國家”歷史作用；而近代中國自日本譯介的諸多東洋為背景的歷史地圖，盡管為晚清士人暫時提供了回答現實中人種、民族競爭的歷史文本，卻無法真正解決近代中國“疆域空間”向“領土空間”轉型的合法性問題。有鑒于此，自清末開始，由本土知識分子編繪的新式歷史地圖從無到有，逐漸成為一項專門之學。這些新式歷史地圖在編排結構、內容敘述文本形式上，都與傳統歷史沿革地圖有較大的區別，不僅賦予了“民族主義”的政治訴求，還成為向“國民”灌輸新式領土觀念與主權意識，構建多民族國家認同的重要方式。

本文節錄自微信公眾號“西南邊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