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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經濟結構存在誤判。主要體現在：一、投資被高估、消費被低估，修正后最終消費對GDP貢獻已明顯超過投資；二、中國的高儲蓄率源于政府、企業和高收入群體，中低收入群體儲蓄率并不高，不同群體邊際消費傾向存在差異，這些是內需不足且通脹不顯著的原因；三、區域均衡發展戰略難以推動產業轉移，產業轉移和升級應在具有競爭力和規模經濟的區域開展。

固定資產投資被高估，消費被低估。鋼鐵和水泥產量實際增速遠低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說明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存在高估可能；據測算，居民實物消費被低估4%-10%（高端消費品被低估較多），服務性消費被低估18%-21%（主要存在于文化娛樂、居住和醫療等領域）。

最終消費對GDP貢獻已明顯超過資本形成，內需不足并非因為高儲蓄率。經過修正，除2009、2010年外，消費對GDP的貢獻都超過了投資，2011年最終消費對GDP貢獻為57%，明顯高于資本形成對GDP47%的貢獻。內需不足并非因為高儲蓄率。過去10多年來貨幣超發大部分變成了政府、企業和高收入群體的儲蓄，導致儲蓄率提高，該群體的高邊際投資傾向推升了準金融的實物投資品價格，而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中低收入群體的儲蓄率并不高，兩者導致內需不足，也成為通脹不顯著的原因。

實物投資高收益時代已近終結，緣于09年起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超過了高收入群體。這種自我修復也反映了中國經濟結構正在改善，消費占比仍會上升，內需不足說并不成立。

區域振興政策已成“普惠制”，均衡發展戰略難以推動產業轉移。大多數中西部地區不具備產業轉移的承接力：一是規模不經濟造成中西部地區投資效率低下；二是近十多年來的高投資使中西部地方政府負債率和當地銀行不良資產率出現上升，降低了未來承接產業轉移的能力。

目錄

1.投資高估、消費低估與可支配收入被低估之間的邏輯關系

1.1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被高估

1.2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被低估

1.3消費被低估

2.內需不足并非因為高儲蓄率

2.1儲蓄可分為金融儲蓄與實物儲蓄

2.2中國的高儲蓄率源自政府、企業和10%的高收入階層

2.3高收入階層的投資傾向高于邊際消費傾向，拉動資產價格上漲

2.4實物投資高收益率時代已近終結

3.中國能實現區域均衡發展嗎

3.1區域振興政策已經變成“普惠制”

3.2產業轉移由東向西可否持續

3.3中西部地區是否具有產業轉移的承接力

3.4能否形成規模經濟的評判：城市競爭力和投入產出比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上上下下談論最多的話題之一，當今對經濟結構的共識是過度依賴投資而內需不足。問題真是這樣嗎？從已公布的官方統計數據看的確如此，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總是一馬當先，而高儲蓄率也支持這種投資拉動模式的持續。但如果把這些關鍵性指標系統地做一個相關性分析，會發現彼此之間的邏輯關系錯亂，解釋了一對因果關系，卻又引出別的邏輯矛盾。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結構存在誤判，原因在于官方統計的偏失，還原消費、投資以及儲蓄率的真實面貌對于我們把握下一階段的投資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1.投資高估、消費低估與可支配收入被低估之間的邏輯關系

從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過去十年大部分時間里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均超過最終消費，也即中國經濟增長一直靠投資拉動。但筆者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與GDP增速之間進行一致性分析，發現自04年起投資增速與GDP增速之間發生了明顯的背離現象（圖1），如在05-07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的過程中，GDP增速卻出現了上升。既然大家普遍認為中國經濟是靠投資拉動的，那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與GDP的背離現象就足以引起人們對投資規模數據可靠性的懷疑了。

圖1

1.1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被高估

若從增量資本產出比（ICOR，反映投資效率指標）[1]看，1994年大約為1.955，到了2009年已經達到6.09了，甚至在2011年達到了7.05的水平了，也就是說，增加1元錢的GDP，原本只要1.955元的投資，現在則需7.05元投資。這當然可以解釋為邊際投資效率的降低，但是否也可以解釋為投資的“水分”越來越大呢？雖然說土地購置成本的上升等價格因素也是造成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虛增的原因，但即便用扣除價格因素后的實際增速來考察，也同樣會發現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有虛增嫌疑。

再從投資過程的實物投入看，絕大部分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都需要用到鋼材和水泥，即鋼材和水泥在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中占一定比例，假如這個比例恒定的話，那么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增加10%，鋼材和水泥的用量也應該增加10%。然而，從統計數據看，2004-2011年螺紋鋼消費量平均增長率為15.96%，但同期固定資產實際投資平均增速為22.78%（扣除價格因素），每年平均竟相差6個多百分點，說明螺紋鋼消費量并沒有隨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而同步增長（圖2），其在固定資產投資的中占比越來越小。如2010年螺紋鋼消費量同比只增長13.12%，但同期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速為20.89%，超過螺紋鋼消費量增速7個百分點。而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水泥，因為水泥的保質期較短，不宜儲存或對外出口。據統計局數據，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中每億元所含的水泥產量為1.7萬噸，而到了2011年，每億元所含的水泥產量僅為0.67萬噸，即便考慮過去10年水泥的價格上漲因素（按普通硅酸鹽水泥價格漲幅計），也要比10年前減少了一半左右。

圖2

鋼材和水泥產量實際增速遠低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這就說明，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統計存在高估可能。之所以出現高估的情況，無非有三個主要路徑：項目轉包、統計報表虛報和偷工減料。項目轉包是目前非常常見的現象，每轉一次，就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費，如果轉包5次，或許實際發生的工程費要比計劃少掉一大半。此外，有些項目中存在虛報價格、從事關聯交易的財務欺詐行為的可能性；還有些申報項目為能獲批而支出的公關費用、招標過程中發包方得到的回扣等支出，往往也計入工程款項而被統計入固定資產投資中。至于在偷工減料方面，把鋼筋拉長拉細以降低成本等，更是屢有所聞。

2011年7月審計署發布了2010年審計署績效報告，在報告中提到“截至2010年6月底，全國審計機關共對京滬高速鐵路等已投入資金1.9萬億元的5.4萬個投資項目實施了審計或審計調查。通過審計，核減工程價款和挽回損失、節省工程投資283億元，占相關項目投資總額的3.5%”。由此，我們認為固定資產投資至少被高估了3.5%，當然，被審計出來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另外，若固定資產投資被高估，那么被高估部分肯定會有流向。筆者將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與澳門博彩業收入增速以及內地奢侈品消費增速進行了比較（圖3），發現兩個結論：一、博彩業收入增速與內地奢侈品消費增速之間存在很強的正相關關系，這很容易理解。二、內地奢侈品消費增速或博彩業收入增速約滯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兩年，后期也呈現同步性加速跡象，印證了筆者“部分高估的灰色投資需要陽光化”的判斷，對這種關系的解讀是部分被高估的投資已有部分變為居民的灰色收入，其中一部分流向了博彩業和奢侈品市場。

圖3

1.2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被低估

投資被高估，不僅在統計上需要重新評估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而且也需要對居民收入進行重估。因為國家統計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是抽樣調查數據，存在誤差。由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數測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必然也存在誤差。筆者認為長期以來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被低估的，因為從長期看，收入應該等于支出，假定一年內居民新增支出也大致等于新增收入，那么，就可以估算出該年份的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若減去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抽樣調查數據，則就是低估的部分。

這里所指的支出，其含義是經濟學上的消費加儲蓄，即廣義支出，包括年內新增的消費、新增居民儲蓄、居民在股票、債券和基金及銀行理財產品、保險費用的凈支出，還有購房投資及房貸還本付息等方面的凈投入，以及固定資產投資等。根據這一方法，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被低估約4.7萬億。

如今，筆者又發現了一個更便捷的估算方法。《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中有2006-2008這三年的“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顯示2006至2008年住戶部門可支配總收入分別為12.9萬億、15.66萬億和18.24萬億。這是統計局以聯合國1993年版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為模式確定的核算方法所得出的數據，其基本原理類似于會計中的“有借必有貸”的平衡計算法。這里所謂的“住戶部門”，也包括一般居民之外的個體工商業者，這與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中的“居民”涵蓋范圍是一致的。

如果把2006-2008年國家統計局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抽樣調查數據，分別乘以城鄉常住人口，則可以推算出2006-2008年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分別為9.48萬億、11.32萬億和13.20萬億。與上述資金流量表的數據相比，分別相差了3.42萬億、4.34萬億和5.04萬億。也就是說，國家統計局修正后的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要比原先公布的抽樣調查結果高5.04萬億，也高于筆者之前的估算。

雖然國家統計局要到2013年才會公布2011年的“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但根據已經公布的2011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抽樣調查結果），可以推算出2011年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約為19.65萬億。由于2008-2011三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抽樣調查結果）累計漲幅為51%，可推算出2011年的實際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可能達到27.54萬億，即低估了7.89萬億（圖4），相當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從41.8%提升至58.6%，該比重或許可以化解長期被大家詬病的“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過低”的困惑。

圖4

1.3消費被低估

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低估，可以從邏輯上推斷全社會消費能力被低估。統計年鑒中與消費有關的科目主要包括：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GDP支出法下居民消費支出。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產品分類包括商品零售、住宿餐飲零售和其他類（如部分制造業零售、汽油、化工品等），其中商品零售和住宿餐飲與GDP支出法下居民實物消費支出可以近似替代，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的其他類不在GDP消費核算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數據大多通過聯網直報形式獲得，準確性較高，而且企業虛報和少報動力并不大。

GDP支出法下的居民消費支出分為實物消費支出和服務消費支出（教育、醫療和旅游等）兩部分，主要根據《城市和農村居民家庭情況消費支出調查》來估算，同時參考了行業內部數據，如金融服務支出等。由于家庭調查數據與真實居民消費之間存在著較大的誤差（影響因素包括樣本選擇技術、對于自有商品的定價、對服務業的統計不健全、有些家庭不愿意如實報告消費支出等），因此GDP支出法下居民消費支出數據也會面臨家庭調查數據一樣的誤差，這需要我們進行一定的修正。

圖5

GDP支出法下的居民消費支出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更能反映我國居民綜合生活消費水平，但有很多被低估的成分。我們采用化整為零的方法，盡量還原真實的居民消費支出。首先，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商品、住宿和餐飲零售部分）增速對支出法下實物消費支出增速進行修正，得到支出法下真實的實物消費支出，從而計算出被低估的實物消費支出（圖5）。其次，根據服務消費的細分類，找到各項服務消費可能被低估的比例，從而大致判斷出統計范圍內被低估的服務消費支出。最后，將兩者結合就可以得到居民消費支出總體被低估的數額，進而可以得到居民消費對GDP貢獻被低估的比例。

居民實物消費被低估，其中高端消費品被低估幅度較多

在實物消費中食物和衣著等低端消費品被低估幅度較少。主要被低估的領域存在于珠寶首飾、化妝品類及奢侈品等消費中，這部分消費在支出法項目下被歸為其他類支出，從數據看這類占比非常少，明顯看出是被低估了的（圖6）。

圖6

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商品、住宿和餐飲零售）增速與支出法下實物消費增速進行比較（圖7），發現自07年以來支出法下消費增速明顯低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我們有理由相信零售數據的可靠性，因為零售數據大多是通過企業聯網直報形式獲得，準確性較高。那么GDP支出法下的實物消費支出出現明顯被低估現象，而且這種低估的規模在逐步拉大。

圖7

我們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商品、住宿和餐飲零售）增速對支出法下實物消費支出增速進行修正，得到支出法下的真實實物消費支出，從而計算出被低估的實物消費支出，根據我們的測算，從2005-2010年實物消費被低估的數額依次為：1586億、1588億、0億、2071.1億、4552.2億、6568億元。被低估的實物消費支出占支出法下實物消費金額的4%-10%（圖8）。

圖8

居民服務性消費被低估程度更高

服務性消費支出被低估的可能性同時存在，并高于實物消費支出。僅可以統計的服務項目（居住和醫療保健等）就存在一定的低估，還有許多較難統計或無法統計的服務性消費如保姆工資、美容美發、給醫生紅包和孩子擇校費等。我們主要估算可以統計的服務項目，對于無法統計的服務性消費只能通過定性分析其被低估的數量。

支出法下服務性消費大致包括：居住、醫療保健、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交通和通信、金融保險服務。其中金融保險服務因是從金融業相關報表數據中計算而得，存在低估的可能性較小。交通和通信費雖然也來自家庭調查，但是其中存在灰色收入的可能性較小，因此被低估程度不大。

我們重點關注文教娛樂服務、居住和醫療保健支出這三項

第一個被低估的項目是文化教育和娛樂用品及服務類，這其中包括旅游消費，這項被低估的可能性非常大，因為近些年旅游消費支出呈現爆發式增長，而支出法統計下該項較低。我們比較支出法下文化娛樂消費支出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國內公民旅游業收入，令人驚訝的是國內旅游業收入大大高于統計的文化娛樂消費，可以說文化娛樂這部分消費是被嚴重低估了。根據我們的測算，2004-2010文化教育和娛樂用品及服務被低估的支出分別為：3125.2億、3465.6億、4119.2億、5160.3億、5821.2億、6708.1億以及8203.8億元（圖9）。

圖9

第二個被低估的項目為居住類，GDP項目下的居住類消費支出包括住房、水電燃料、住房裝潢等。居民住房服務包括租房和自有住房兩種形式，租房服務消費按承租者支付的租金計算，自有住房服務消費因為租金市場不健全而難以市場化定價，我國的自有住房服務消費按成本法計算，即包括當期發生的房屋維修支出、折舊費、物業管理費。近年來，我國房地產市場價格上漲較快，房屋租金也隨之上漲，在這種情況下，自有住房消費按成本法計算會比按市場租金計算有一定程度的低估。

根據國家統計局彭志龍（2008）估計，我國自有住房服務消費占當年居民消費的7.4%，如果加上居民租房服務消費，居民住房服務消費占當年居民消費支出的7.9%。同期美國、日本和韓國居民住房服務消費與當年居民消費支出之比分別為15%、14.14%、16.94%（圖10），而且這三個國家過去6年內住房服務消費占居民消費比重基本維持在15%左右。由此，根據各國平均水平，我們認為中國居住類消費被低估了約7%左右。

圖10

第三個被低估的項目為醫療保健支出，我們比較國家衛生部門統計的衛生費用與支出法項目下的醫療保健支出，發現近年來兩者之間也存在35%左右被低估現象（圖11）。當然還有一部分隱性的醫療保健支出（如送紅包等）是無法統計的，我們認為實際的醫療保健支出要大于統計中給出的數值。

圖11

我們把調整后的服務性消費與支出法下的居民服務性消費相比（圖12），則得到2004-2010年被低估的居民服務性消費支出分別為：5724.8億、6293.1億、7524.5億、9047.1億、10889.7億、12622.4億以及14752.3億元，被低估支出占服務性消費支出比例為18%-21%。

圖12

一些無法統計的服務性消費

除去統計上可以得到的服務性消費被低估的數值，還有許多服務性消費是無法統計的，我們只能從定性角度來加以分析。無法統計的服務消費可能發生在某些餐飲、娛樂、旅游休閑、保健、家政服務等服務業的子行業中，因為這些行業集中度很低，年主營業務收入200萬元及以上的企業占比很低，故被納入全面統計范圍的企業樣本占比很低，限額以下企業的營業收入則通過抽樣調查獲得。

以餐飲業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1年限額以上餐飲住宿企業的餐飲收入占全國餐飲收入的31%，而實際占比可能更低。為了少納稅，即便是限額以上企業也存在少報營業收入的動機。如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餐飲收入額為2.054萬億元，這顯然是低估了，因為美國2011年的餐飲收入額就達到3.8萬億人民幣，作為一個崇尚美食文化及公款吃喝盛行的13億人口大國，其餐飲消費怎么可能遠少于只有3億多人口的美國呢？據統計，中國大部分高檔星級賓館的餐飲收入超過住宿收入，這也是西方國家賓館難以企及的，足見中國餐飲業之繁華。

奢華消費也存在低估現象。如2011年全年汽車整車進口103萬臺，同比增長28%，進口報關金額432億美元，同比增長40%，進口額增長遠高于進口量增速。而同年國內轎車銷量僅增5%左右。根據澳門統計及普查局的數據，2002-2011的九年中，澳門博彩業收入從235億澳門元上升至2691億澳門元，九年增加了10倍（圖13），且2010年的收入已經是拉斯維加斯博彩業的4倍。而在澳門消費的主體人群來自大陸，這一數據既說明中國服務類消費規模驚人，另一方面折射出高收入群體這些年來收入漲幅驚人。

居民總消費支出對GDP貢獻被低估程度逐年增加

通過加總被低估的居民實物消費和服務性消費，就得到總的被低估的居民消費支出。我們對GDP進行向上修正，修正的GDP=原GDP+被低估的消費支出（先假定固定資產投資沒有被高估），通過計算修正后居民消費支出占修正后GDP的比重，我們得到修正的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重，并與統計局公布的居民消費占GDP比重進行對比，得出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重大約被低估2%左右（圖14）。從修正后消費和投資與GDP占比情況看，2004-2011年消費占比都明顯高于投資占比。

我們假設固定資產投資被高估了10%，主要基于審計署績效報告中固定資產投資被高估3.5%以及沒有被審計出來的部分。我們將修正后的消費、投資、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進行重新計算，并與統計局公布的修正前相應的數據進行對比，得到的結果令人信服（表1）。經過修正，我們發現消費對GDP的貢獻被低估了，投資對GDP的貢獻則相對被高估了， 2005、2006、2007、2008、2011年消費對GDP的貢獻都超過了投資，09和10年出現投資貢獻超過消費主要是因為4萬億計劃的作用。

總體看，用支出法計算的GDP的增長因子中，消費都略低于投資，經過我們定量分析的測算，找到了統計口徑中消費支出被低估的部分，特別是09年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被低估了10%左右。這一結論沒有考慮消費中無法估算的部分，如果綜合各種消費被低估的因素和投資被高估的因素，則可以確信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會大大超過投資。

2.內需不足并非因為完全歸咎與高儲蓄率

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屬全球最高之一，但很多人通常把高儲蓄率的成因歸咎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下的子女教育、婚嫁和防病養老等需求。中國的高儲蓄率甚至為發達國家所詬病，因為中國多儲蓄少消費，導致發達國家貿易赤字。但事實并非如尋常想象的這樣簡單。中國百姓的實際儲蓄水平并沒有表面數據反映的那么高，尤其是中等及中等以下收入的居民。

2.1儲蓄可分為金融儲蓄與實物儲蓄

如果對經濟學意義上的“儲蓄”或“儲蓄率”計算方法不了解，就很容易對儲蓄率的概念發生誤解。經濟學上的“儲蓄”通常是廣義的，包括銀行存款、手頭的現金、買基金份額及其他理財產品、買保險等金融投資，還包括買房、購買農用設備等固定資產投資，前者可以概括為“金融儲蓄”，后者則可統稱為“實物儲蓄”。另外，一些以投資為目的的商品交易實際上是被納入到消費的統計中，如金銀珠寶等，故實際的實物儲蓄水平應該比統計意義上的實物儲蓄要高。

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資金流量表”推算，2008年居民的金融儲蓄約5萬億，實物儲蓄約2.18萬億。為了便于統計，通常用“總儲蓄=總可支配收入-總消費支出”來計算，仍以2008年為例，居民總儲蓄=18.24-11.06=7.18（萬億）。至于儲蓄率，則通常有兩種表述方法，一種是總儲蓄除以總可支配收入，另一種是總儲蓄除以GDP。

2.2中國的高儲蓄率源自政府、企業和10%的高收入階層

所謂的中國高儲蓄率，一般是指國民儲蓄率，它是政府儲蓄、企業儲蓄和居民儲蓄之和，再除以總可支配收入或GDP，如1992年國民總儲蓄與總可支配收入之比為36.3%，基于同一口徑，2008年國民儲蓄率達到51.3%的歷史高點，儲蓄率快速上升主要是由于政府和企業儲蓄的增加，而居民儲蓄占GDP比重一直維持在20%左右。即便是國民總儲蓄率中貢獻最少的部分，居民儲蓄率也還是被高估的，因為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明顯低估現象（如前所述），這導致居民儲蓄率的分母是被估小了。同時又由于收入過于集中，對大部分普通居民而言，他們的家庭儲蓄率并不高。因此中國的高國民儲蓄率是由于政府和企業儲蓄高導致的，居民儲蓄相對來說并不高，而且居民儲蓄率還因為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低估現象而被高估了。

既然國民高儲蓄率背后的事實是普通百姓的儲蓄率并不高，那么高儲蓄率導致內需不足的判斷和推論也應該不成立。

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導致城鄉居民中金融儲蓄和實物儲蓄總額的很大一部分屬于少部分人。中國銀行業從未披露城鄉居民存款的結構，比如，存款額在1千萬以上、100萬至1千萬、10萬至100萬、10萬以下的儲戶數量各為多少，但我們可以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居民收入數據來大致推算不同收入階層的存款占比。

以2008年為例，修正前城鎮居民中10%最高收入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布數為43613.75元，則按當時城鎮人口規模的6.0667億推算，城鎮10%最高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總額為2.65萬億，又假定修正后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被低估的5.24萬億中的80%是屬于10%城鎮最高收入群體的，則這部分群體（占總人口4.57%）的可支配收入總額為6.84萬億，即占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的37.5%。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國家統計局修正后的可支配收入總額數據仍可能低估，則實際收入差距更大。換言之，導致中國居民高儲蓄率的重要因素是少數人暴富的結果，大部分人的儲蓄規模很小。

2.3高收入階層的投資傾向高于邊際消費傾向，拉動資產價格上漲

目前我國城鎮最高收入10%居民與最低收入10%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在24倍左右，不同群體收入差距的擴大，就決定了彼此的恩格爾系數差異很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近40%的少數人（占總人口比重不足5%），由于邊際消費傾向較低，其消費生活必需品的比重很低，而實物投資的比重或較高，如購房、買黃金等的比重較高，導致這些投資品價格不斷攀升。因此，決定不同實物價格漲幅的，從貨幣流量的角度看，被追逐的實物貨幣流量越大，其漲幅也將越大。如對費雪的貨幣方程式進行變換：

MV=PQ=P1Q1+P2Q2+P3Q3+P4Q4+…

其中：M表示貨幣供應量；V表示貨幣流通速度；P表示總體價格水平；Q表示最終產品數量；P1Q1表示實物1的價格與數量之積。那么，當有足夠大量的貨幣等量流入實物1、實物2、實物3……時，越是數量少的實物，其價格應該越高。由于高收入階層收入占比很大，為了讓貨幣性收入不至于貶值，就有動力把貨幣性收入換成有一定稀缺性的實物資產，而中低收入階層則相對缺乏這種能力，收入主要用來滿足日常的購物需求，故相對少的貨幣收入流向并不匱乏的生活用品領域。這就可以解釋為何住房、黃金、珠寶玉器、藝術品等上漲幅度遠大于日常用品（可用CPI代表）的原因，或者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解釋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股市表現不佳的原因。

總結來看，過去10多年來貨幣超發而通脹不顯著的原因：超發的貨幣大部分變成政府、企業和少數居民的儲蓄，流入到普通居民的口袋里不多，而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是中低收入群體，投資率較高的則是高收入群體，故貨幣超發要傳導到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上，存在一定是時滯。這同樣也可以解釋過去10多年來奢侈品消費增長驚人的原因，如茅臺過去10年的漲幅接近10倍（圖15）。

2.4實物投資高收益率時代已近終結

盡管高收入群體收入的快速增長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結構性問題凸顯，但在GDP高增長的30多年中，結構性矛盾并沒有明顯的阻礙全社會內需的增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名義增幅要超過名義GDP的增長率。

奢侈品消費的增速更是驚人，有關數據表明，1998-2008年中國的奢侈品消費10年增長10倍，09年之后增速開始放緩，2011年倫敦黃金現貨黃金上漲了10.16%，由于黃金等貴金屬價格波動的國際聯動性，中國黃金價格也在2011年7月后出現回落調整。而國內的房價則在2011年10月份后下跌的區域開始擴大。據統計，中國藝術品市場2011年全年成交總額934億，比2010年573億成交額高出63%，但與春季藝術品拍賣市場相比成交創天量相比，2011秋拍的交易量則出現明顯回落，中國藝術品綜合指數在2011年的漲幅據稱只有6%，10份之后也呈現上漲乏力的走勢。而從與實體經濟相關度較大的有色金屬銅的走勢看，2011年倫敦銅的跌幅為21%，國內現貨價格的跌幅也達到20%，呈現先揚后抑、9月份之后加劇回落的過程。從上述這些實物投資品2011年的走勢看，基本上都呈現下半年回落拐點顯現的狀況。

從短期看，住房、黃金、藝術品、銅等實物投資品的先揚后抑走勢與2011年下半年CPI開始回落、M1、M2增速回落、GDP增速回落似乎一致；從長期看，實物投資品經歷了長期上漲之后，這輪回落也有點像去泡沫過程的開端。但要確認實物投資的長期回落拐點是否出現實屬不易，而今后相當長時間經濟增速的回落到9%以下與M2增速回落到15%以下，則是大概率事件，故據此可以大致推斷，即便實物投資品的價格走勢拐點還沒有出現，其高收益率時代也已近結束。

實物資產的高收益率時代的翻頁是否與09年開始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速超過高收入群體有關呢？

雖然筆者認為統計局低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但相對指標變化是基于同一樣本的觀察，可以過濾絕對指標的誤差，故仍具有參考性。圖16表明自09年起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超過了高收入群體，且最低收入10%群體的收入增速要超過最高收入10%群體4個百分點。09年不僅是城鎮居民中低收入群體收入的快速上升的起點，而且還是農村居民收入超過城鎮、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快速增長的起點。其背景是全國性的低端勞動力短缺，各省紛紛上浮最低工資標準，而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中國經濟經歷了那么多年不均衡發展之后，經濟結構的自我調整、修復的機制開始發揮作用了。這實際上就是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度上升的標志。

有權威機構預期今年中國奢侈品消費增速和澳門博彩業的毛收入增速（圖13）都會大幅下降，這是否與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下降有關？如茅臺最近也開始跌價，藝術品拍賣市場步入低迷，而普通消費品的增速依然平穩。這些案例都表明中國的經濟結構正在改善，中國經濟的消費占比仍會上升，內需不足說并不成立。

3.中國能實現區域均衡發展嗎？

1990年代末以來，政府除了不斷地提及“擴內需、促消費”，并希望區域經濟均衡發展，中西部能趕上東部，推出了一系列區域發展優惠政策。然而，在過去十幾年，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卻沒有明顯縮小。中西部地區從投資效率看（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對應GDP產出）遠低于東部地區，如西部地區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所產出的GDP已經從2000年的2.8元下降至2010年的1.32元，而東部地區的產出率都在2元以上，上海更以產出率3.36元遙遙領先。二十多年來中西部地區投資規模超前并被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其結果是投入產出比不斷下降，投資效率的低下，這可以引出對區域均衡發展戰略或落后地區大開發的幾點思考：

3.1區域振興政策已經變成“普惠制”

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采取了沿海地區優先發展的經濟發展戰略，30年之后再審視這一戰略，確實是非常成功，全國GDP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長，堪稱經濟奇跡。但在區域之間均衡發展方面，卻與當初設想通過沿海地區發展來帶動中西部地區梯次發展的所謂“雁行發展模式”或“梯度發展模式”還是相距甚遠，表現為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拉大。為此，政府為縮小地區間的不平衡作了不懈努力。比如，在1999年就提出并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采取了十大優惠政策，確實對西部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此外，在2003年開始實施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發展戰略；2006年國務院又推出了“中部崛起”的計劃，這些促進區域發展舉措事實上已經涵蓋了除東部沿海地區之外的所有地區。即便在東部沿海地區，政府同樣對發展相對滯后的區域推出了發展促進政策，如對環渤海地區和海峽西岸的發展同樣賦予了優惠政策。局部性的區域鼓勵扶持政策幾乎變成了“普惠制”，據不完全統計，08年以來國務院就批準了19個區域振興規劃（表2），大家對政策效應的預期也在遞減。

3.2產業轉移由東向西可否持續

中國沿海地區之所以能夠保持那么多年的高速發展，與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的成功密切相關，這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沒有預料到的奇跡。整個80年代，我國先后設立了深圳、廈門、珠海、汕頭和海南五個經濟特區及14個沿海開放城市，都是旨在引進外資，以解決中國發展制造業的資金缺口問題和學習先進的管理技能。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優秀人才和低廉的勞動力紛紛流向沿海發達地區。形成了以深圳-東莞-廣州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蘇州-杭州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兩個經濟發展帶。然而近段時間，由于加入WTO享受的制度紅利逐步消退和全球經濟復蘇進程緩慢，東部沿海的經濟增長受出口不振的拖累，加上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的上升，加大了如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這兩個增長極中心城市的投資和經營成本。

因此，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是合乎邏輯的必然之舉，如廣東省就提出了“騰籠換鳥”的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的構想。但產業如何升級，又如何轉移出去，卻是經濟學邏輯難以逾越的現實障礙。所謂雙轉移，是廣東省政府提出的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統稱。具體是指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而東西兩翼、粵北山區的勞動力，一方面向當地二、三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較高素質勞動力，向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轉移。但這一政府一廂情愿的省內產業轉移是否能順利推進，很值得懷疑。一是產業轉移能否抵消運輸成本的增加，是否會失去規模經濟和產業聚集的擴散效應？如東莞原先的產業配套和集聚效應已經成為世界楷模，如果實施產業轉移會否弄巧成拙。二是產業升級是否具備人才和研發優勢？如長江三角洲地區技術人員總量是珠江三角洲的兩倍多，而在2011年，廣東省用于研發支出只占地區生產總值的1.85%。同期上海為2.9%，全國平均水平為1.9%。三是廣東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GDP第一大省，就是靠發展低附加值產業，而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GDP排名第二的大國，也是靠發展低端制造業。這是全球分工的結果，也是當地政府少干預市場的明智之舉。從目前廣東來看，“騰籠換鳥”已經有了更多的替代詞，如“擴籠壯鳥”、“改籠育鳥”，雙轉移也變成了“就地升級、就近轉移”，說明市場的力量還是要強于政府的計劃。

從二戰后的全球產業分工變化特征看，確實存在制造業由歐美向日本，由日本向四小龍，再由四小龍向中國東部沿海轉移的過程，但下一步是否存在向內陸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必然邏輯呢？據香港工業總會的一項調查表明，90%的受訪企業不愿離開珠三角地區，他們認為產業轉移后的最大問題是運輸成本的上升，其次是技術工人的短缺，第三是內地缺乏如珠三角那樣的完整產業配套。從全球制造業的轉移特征看，基本上都是沿著海岸線轉移的，因為海運成本是最低的。目前全球四大制造業大國中，德國有1200多公里的海岸線，而日本和韓國本身就是島國，中國的制造業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所以，全球的產業布局和分工與地理環境還是具有很強的相關性，當我們在籌劃沿海地區的制造業沿長江向內地轉移的時候，是否也應該注意到越南、印尼等國家更具有成本優勢呢？目前的現實是，沿海地區大部分企業自身還不愿意放棄低端產業，甚至還不愿意在省內進行產業轉移，其本質還是各生產要素的綜合成本問題。

3.3中西部地區是否具有產業轉移的承接力

均衡發展是包括決策者在內的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包括地區間均衡發展、城鄉均衡發展等。事實上，2000年以后，政府在促進西部、東北和中部地區的發展方面已經做了很大努力，表現為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和提供各項優惠政策。但這些地區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逐年上升并沒有帶來相應的經濟繁榮。如從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在全國的占比已經從16.37%提高到了19.58%，中部從14.86%提高到17.14%，東部地區從54.9%降至51.9%（圖17）。

但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多年來不斷增長的固定資產投資卻沒有帶來GDP的同比增長，總體竟然是不升反降。如從1993-2010年，東部地區的GDP占比從49.53%上升至53.1%，而西部和東北部和中部地區卻均有所下降（表3）。同樣，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投資高增長也沒能帶來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而且從絕對額看，與東部地區的差距仍在擴大。拿居民儲蓄這個比較真實的數據變化為例，從2005年底到2010年底，東北的居民儲蓄余額只增加了0.77倍，而西部和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差不多，均增長了1倍左右，但絕對差距卻從原先的三地區儲蓄余額合計低于東部1.6萬億，擴大到了2.8萬億元。

因此，從199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區域振興政策，無論是西部大開發還是東北振興或中部崛起，政府的投入和銀行部門的信貸支持都是實實在在的，但投資效益卻令人憂慮，投資報酬率在逐年遞減。這種現象的發生，是可以用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來解釋的。

如從全球來看，世界一半的GDP是由占世界土地面積1.5%的地方創造出來的，而這么小的經濟板塊卻居住著全球1/6的人口。同樣，中國東部也只有國土面積的1/5，卻創造了一半以上的GDP。因此，規模經濟的特性就是集聚。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結論，經濟密度增加一倍，生產率提高6%，而與中心城市的距離增加一倍，利潤就降低6%。因此，大城市的積聚效應是最明顯的，如紐約的地方生產總值超過美國所有的州，人均GDP也名列世界第二，深圳的出口額超過整個印度。而東莞更成為全球規模經濟中的神話：磁頭和電腦機箱占全球的40%，覆銅板和驅動器占全球30%，IBM、康柏、惠普、貝爾等電腦公司都把東莞作為重要零部件采購基地。中國服裝的1/5出自東莞，而羊毛衫年產2億件以上，東莞還是中國家具的最大出口基地。所以，從歷史上看，世界經濟的增長就是靠局部來推動的，不均衡發展才是經濟發展的常態。

以上這些數據和事例已經明確告訴我們，發展中西部地區容易導致規模不經濟。事實上，中國中西部地區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存在規模過小的問題，就連東部一些城市也不例外，規模過小導致產出率的下降。雖然目前中國的交通狀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但經濟學上的距離卻不等同于地理學上的距離，或僅以傳送速度來衡量的距離，它應該是衡量商品、服務、勞動力、資本、信息和觀念穿越空間的難易程度，故中西部地區僅僅通過修建高速公路來吸引產業資本是遠遠不夠的。

均衡發展戰略帶來的另一結果體現在中西部地方政府的負債率和當地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均出現上升，降低了它們在未來承接產業轉移的能力。據官方數據，中西部地區的地方債余額要超過東部地區，但合計財政收入卻遠低于東部地區，這意味著中西部地區的償債能力不足，且財政預算要靠大量轉移支付來平衡，以2010年東部地區人均一般預算收支總額為100為例，則中、西部地區人均一般預算收入相當于東部的39%和48%，為此，需要中央財政進行轉移支付，如2010年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約4.1萬億后，中西部地區的人均預算收入相當于東部地區的72%和97%。但作為財政收入貢獻第一大省的廣東，人均財政支出卻在全國各省市中排20名之后，僅為339萬外來工子女教育就要增加的支出是170億元。而中西部地區盡管投資規模和轉移支付力度都大大增加，但中西部大部分地區的高投資由于缺乏規模經濟效益，其結果是投資低效益甚至虧損，如中西部地區70%的機場都是虧損的，高速公路的虧損率估計也超過50%，其中80%的資金靠銀行。這樣的高投資、高負債、高虧損率、高轉移支付的游戲可持續到哪一年，會否最終拖垮東部？

3.4能否形成規模經濟的評判：城市競爭力和投入產出比

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實際上就是經濟集聚和規模經濟的形成過程，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處于快速推進階段，但究竟哪些城市最終會成為帶動周邊經濟發展的增長極，我們可以從城市競爭力的角度來進行判斷。中國社科院每年都會發布《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從09、10兩年的綜合競爭力(增長、規模、效率、效益、結構、質量)來看，前十大城市中除了香港、臺北和中部的長沙之外，其余的都是東部沿海省市，如珠三角（深圳、廣州）、長三角（上海、杭州）和京津地區（北京、天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是珠三角地區，因其一些分項競爭力排序中領先的城市非常多，如東莞、深圳、廣州和珠海均進入對外開放競爭力前十，而東莞和佛山則在經濟效率競爭力方面進入全國各大城市十強。而作為環渤海經濟圈中的山東，也有不少城市進入分項競爭力指標的十強，如青島、煙臺、威海等。

相比之下，西部、中部和東北地區的城市入榜比例非常低，除了內蒙的鄂爾多斯、包頭等屬于資源型的城市，或重慶、成都、合肥等中心城市入單項指標前十外，其余城市大多排名靠后。盡管這些年來關于區域崛起的概念越來越多，如環北部灣經濟區、長株潭城市群、成渝經濟區等，但如果這些區域內的城市缺乏競爭力，那么何來資本流入和產業轉移呢？我們發現，中國經濟的投入產出比是在不斷下降的，但下降最快、投入產出比最小的是東北部，2000年開始的西部大開發實際上是讓西部的投入產出比進一步下降，從1單位投資所創造的GDP2.99下降至2010年的1.57，而東北地區2010年為1.22（圖18）。

在中國長期推行的城鎮化戰略下，中小城市數量增長過快，而大城市人口集聚度不足。如中國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占比過少，其人口只占所有城市人口的47%，而全球的平均水平為73%。中國的大城市化率不僅遠低于四小龍，還低于印度、印尼等欠發達國家。

再看2010年各省的GDP相對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投入產出比（表4），超過2的分別是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無一例外的都是東部沿海帶，其中上海以3.36的高產出遙遙領先。

此外，投入產出比也是衡量一個地區是否達到規模經濟的重要指標，如單純從各個省份GDP的增長率的排序看，發現內蒙、寧夏、青海、新疆等地是比較領先的，但內蒙主要靠礦產資源的開發來拉動經濟增長，難以帶動周邊經濟發展。而且，從投入產出比來看，這些省份幾乎都排在末位，如內蒙2010年固定資產投資額與GDP之比只有1：1.31，寧夏則更低，只有1:1.17。

環渤海區域中天津的GDP增速前三年都排在東部地區的前列，但是投入產出比卻不高，非常值得關注，因為天津的良好地理環境和日益提升的城市競爭力都有利于與北京等一批城市一起成為環渤海地區的增長極，這個增長極或許是繼珠三角和長三角之后的新增長極，缺憾之處是遼寧和河北的競爭力相對較弱。而更值得看好的還是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這兩個增長極的擴散效應，如河源、惠州、清遠等城市的崛起，使得珠三角的中國經濟增長的龍頭地位更加鞏固，而安徽的合肥和蕪湖如果也能吸引更多的資本和產業，則會使得長三角經濟的輻射性進一步提高。

正如香港、臺北、高雄等70年代崛起的城市至今仍保持強盛的競爭力一樣，珠三角和長三角城市的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還是非常具有優勢的，但目前中國的大城市化率還是遠低于全球水平，未來像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天津等這些城市的規模應該更大，人口、資本、技術、信息等將更集中。中國能夠發展成為全球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主要靠東部地區規模經濟的形成和大量的移民（至2011年底，中國有2.53億的農民外出或就近打工）。盡管這幾年來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加速，但可否持續下去呢？無論是投資回報率、規模經濟要求還是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都難支撐中國地區的長期高增長，故下一個能持續發展的區域還是在東部，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都應該幾個具有規模經濟優勢的區域內開展（主要集中在東部）。

同時，中國經濟發展在地區間的不均衡性將會維持下去，世界經濟發展史也證明，崛起的區域總是集中在極小的地理范圍內，只有這樣，生產要素才能獲得最佳配置。以勞動力要素為例，據2011年國家統計局數據，在中國外出農民工來源構成中，中部和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比重接近70%；按輸入地分，東部地區吸納外出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總數的65.4%，中部地區占17.6%，西部地區占16.7%。可見人力資本的流向主要是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區。過去10年來，廣東已經成為人口第一大省，這就是移民流入的結果。假如中西部的一些落后地區人口大量減少，則這些地區人均資源擁有量就大大增加、收入水平可以相應上升。

發達國家的經濟集聚化過程值得我們借鑒，如德國漢堡的人均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別超出東北部落后地區的2倍和100倍，但兩個地區的福利卻沒有差異，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差無幾。而近年來中國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幅度幾乎無差異，這意味著相對收入差距沒有縮小，而絕對收入差距卻在擴大。從資產要素流動的角度看，我國人力資源的主導流向與產業資本主導流向正好相反，人口向東、資本向西，這是否意味著生產要素的錯配呢？發展戰略制訂上應該透過現象看實質，遵循市場化原則，順勢而為。期望國內所有落后地區的經濟都能崛起是不現實的，但不同地區間的居民收入差距將會縮小，這主要通過人口的自由流動、人力資源與其它生產要素的匹配度提高和政府的轉移支付來實現。

此外，對于哪一個區域是否將崛起或持續發展，政府的引導和激勵作用不容忽視，但也需要做客觀評估，真正決定區域經濟發展、壯大和最終鶴立雞群的，還是由市場選擇的。比如溫州并沒有享受到政府太多的扶持政策，而它卻成為全國的民間金融中心，決定著民間市場利率，溫州的每天飛機進出航班次甚至超過某些省會城市，這些都說明市場的誠信環境、私人資本牟利的本能，都要比政府的戰略規劃更有力量。

[1] 增量資本產出率=投資占GDP比重/GDP增長率，其數值越小表明投資效率越好。按照2001－2003年的平均值，中國將GDP的40.5%用于投資，實現了8.0%的增長率，由此可以算得增量資本產出率為5.1（40.5/8.0）。也就是說，要提高1%的增長率，就必須實施相當于GDP5.1%的新增投資，我們用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占GDP比重來除以GDP增速得到ICOR。

（本文是在《新財富》2012年第4期發表的基礎上，在高遠和周霞兩位博士幫助下進行修改和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