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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輝煌】

一、服務下村

最近，民政部等16個中央部門聯合下發了《關于健全完善村級綜合服務功能的意見》（民發〔2022〕56號）（以下簡稱《意見》），目的在于“加強農村地區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服務能力建設，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

《意見》分為四個部分，包括“村級綜合服務總體要求”、“確保綜合服務供給下沉到村”、“辦好村級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和“加強組織保障”。

核心的內容是第二部分的“確保綜合服務供給下沉到村”，以及第三部分的“辦好村級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前者講的是服務下村的問題，也就是要把各種公共服務下沉到村里，擺在農民的家門口，更好地為農民服務；后者講的是村本級自身工作的優化。大致來說，前者主要是對政府的要求，而后者主要是對村級的要求。

把服務下沉到村，擺在農民家門口，聽起來當然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所有的好事都在暗地里標好了價格，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因此，討論服務下村，不可避免地需要討論其必要性、成本、由誰來提供服務等基本問題。

二、“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從必要性來看，《意見》列出的十項服務內容，有一些服務實際上并沒有下村的必要性。

比如就業服務，這主要是市場的事情，就算要開展就業培訓，完全可以鄉鎮甚至縣為單位，而沒有必要在村里設個點，最終只是增加了村干部的形式主義工作而已。

再比如文化、體育和教育服務中的數字農家書屋、老年教育、家長學校或家庭教育等服務站點建設，到底有幾個真正發揮了作用？如果只是個迎檢的擺設，老百姓不需要或用不上，那就是浪費錢，不如不搞。

家庭教育指導站（資料圖/中國長安網）

從成本來看，《意見》并沒有解釋清楚，政府做這么多好事，到時由誰來買單。

《意見》提到的第一項服務是“衛生健康服務”，有沒有必要下沉呢？當然有必要，關鍵是要下沉什么內容。這就涉及整個縣域醫療衛生體系的重構和資源的重新配置，其中村衛生室的功能定位應當是以健康為核心的公共衛生，對在村人員特別是老年人、兒童、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這些工作是不賺錢的，需要政府的財政保障。而大部分的縣鄉政府是沒有錢來做這些好事的，真要做，就必須省里和中央出更多的錢。

不解決成本分擔的問題，服務下村只會淪為一紙空文。

從服務供給主體來看，除了專業性的服務比如醫療衛生服務、警務和法律服務、應急和社會心理服務等需要政府增派專業人員之外，其他的服務下沉很有可能轉化為村干部的額外工作。

大家都知道，大部分農村的村干部都很少，而且很多都是兼職的。一旦大量的服務工作下沉到村里，而部門的人手、經費又沒有下沉的情況下，村干部就要自己頂上，忙于這些以服務為名的行政工作。

一方面，很多下沉的服務并不符合農村和農民的真實需求，另一方面，各項服務都需要留痕以備考核檢查，村干部往往分身乏術，因此大量的服務工作最終淪落為形式主義。結果，服務沒有真正下沉，村干部倒是懸浮起來了，跟農村農民的關系反而越來越疏遠。

三、“村級政府？”

雖然《意見》第三部分“辦好村級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只有三條內容，但是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條款少，事項卻不少，活脫脫一級政府的架勢。除了沒有中央政府的外交和國防功能，這村級組織跟其他地方政府仿佛也差不了多少。

不是說政府不好，而是對于大部分的農村來說，成為一級政府實在是非常不好。最簡單的一個道理是，隨著人口的城鎮化——這一進程還遠未結束，大部分農村的人口還會繼續往城市流動，留在村里的人口不多，完全沒必要把村級組織搞成一級政府。

大家知道，一級政府如果沒有錢，又沒有多少實事可做，上級又要進行高標準的服務考核，其結果就是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如果上級給錢，但是沒多少實事可做，上級又要進行高標準的服務考核，其結果就是高級版本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腐敗。把財政資源浪費在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上面，這當然就是腐敗。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的批評并不是要否認政策對村莊社會的需求回應。恰恰相反，我認為所有的三農政策都應當更好地回應村莊社會的真實需求，這一點與《意見》強調的“完善村級服務功能”并不相同。換句話說，完善村級服務功能并不一定能夠回應村莊社會的真實需求。

當然，在每個歷史階段，并不是所有的村莊社會需求都可能得到有效的回應。政策要回應的，主要是每個歷史階段最重要的社會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