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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以后我很少看電視，一次偶爾的機會，碰巧看見了某位“學民思潮”（香港學生組織，曾大力反對香港德育及國民教育）的骨干女成員接受電視采訪。

我并沒看到完整的訪談內容，主持人大概提了這么幾個問題：你參加民運活動影響成績嗎？考不上大學怎么辦？你熱衷于此，你父母知道嗎？梁振英約見你，為何拒絕對話？你還看好香港的明天嗎？

如果概括一下小女孩用并不流利的英語所作的回答，一個詞就夠了：democracy！

你沒有看錯，當時我也震驚了，她就是這樣“一句頂一萬句”回答的。影響成績嗎？也許吧，這是為了“民主”；考不上大學？但這是為了“民主”啊；父母一開始反對，后來因為是“民主”，也就理解了；拒絕見梁振英，是因為他是官方，不“民主”；看好香港的明天嗎？只要“民主”了，香港一定好。

“民主”是香港社會的萬能藥，從跌打損傷到滋陰壯陽，無所不能。作為一個大陸仔，你很難不去想，“民主”在香港變得好奇怪，它和理性、思考、啟蒙的關系越來越遠，反而和“重復”、灌輸、洗腦的關系越來越近。這么一個小女孩，在她哪怕有能力認真思考一下“民主”之前，就已經滿口“民主”。這種“重復”常常讓我產生似曾相識的感覺，想起政治狂熱的年代里，鋪天蓋地的口號和標語。當年喊得震天動地的人們，又有多少了解他們“重復”的口號呢？

然而要是在香港呆上一段時間，接觸了香港的電視、報紙、網絡、書籍的布道，你就不會那么奇怪了。毋寧說，在這種媒體狀況下，倘若有人還敢秉持一種懷疑主義精神，簡直大逆不道了。因為政治，連同社會上其它復雜的事務一樣，早在媒體中被粗暴地大幅簡單化了。以至于我們不得不追問，比如這個小女孩，在她開始學習探索人間事務之前，就以為真理在握，天真地封閉了自己的心靈，誰應當為這種盲信負責呢？

如今的香港正變得與這位小女孩一樣，完全忘記了處理復雜的事務需要相應的高超技藝，以及持久的耐性與審慎。1月20日，《明報》四開“天窗”（版面抽空留白），過百名《明報》員工暫離崗位在報社樓下默立5分半鐘抗議。據說，這是因抗議港人主編劉進圖被撤，集團從馬來西亞空降鐘天祥任主編而起。更重要的原因是，港人普遍相信這背后存在著政治陰謀，劉進圖在去年香港電視發牌問題上過于積極，所以這反應了整個社會言論自由的冷暖變化，必須采取應有的行動，來捍衛新聞獨立、言論自由。

20號，《明報》四篇專欄開天窗

事情的真相我不得而知，不敢妄言，但諷刺的是，我發現已經鬧翻了天的諸多香港媒體，居然主要也是靠猜的，不知道他們鋪天蓋地捍衛的是哪門子新聞精神。當然，與滿大街的“高層動態”和“中共秘聞”一樣，各路消息傳得有鼻子有眼，但歸納到最后必然是，我們一定要頂住中央政府壓力，捍衛言論自由。

其實，就我個人而言，我挺愿意相信撤換主編這個事件是有復雜性的。比如，這與《明報》失掉公信第一有沒關系？這與《明報》市場運營得失有沒有關系？這與《明報》高層歷來的理念有無關系（畢竟連金庸都說，報紙是老板的私器）？這與《明報》管理層與編采員工的內部矛盾有無關系？基層員工的行動與他們長期的較低收入有無關系？就算能聯想到電視發牌問題，那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可是強烈反對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照的，為了維護自己利益，行動積極性比政府可高多了，豈可簡單等同于管控言論自由問題？香港適合有多少個電視牌照？牌照發給誰？何時發出？會不會導致惡性競爭？以上所有這些，哪個不是現實的復雜問題，難道統一打包處理成專制vs民主、政府vs言論自由，就都能順利解決了？

用政治喧囂掩蓋現實問題，用行為藝術表達政治喧囂，用流言蜚語壯膽行為藝術。

就是在這種輿論環境下，香港的政治社會愈發顯露出一種急躁情緒和思想惰性，并急不可耐地把一切復雜難解的問題捆綁到反對中共的政治議程中去。經濟蕭條不景氣？怪政府；買不起房子？怪政府；同性戀得不到尊重？怪政府；失戀了？怪政府；上公共廁所要排隊？怪政府。藏在這種心態背后的，是應對現實的能力和勇氣的喪失。直至最后，像本文開頭說的小女孩一樣：世上無難題，只要勤上街。今天開個天窗，明天占領中環，后天……后天你們占領蘭桂坊吧，我大概也不會有機會在那里跨年了，據說連個站腳的空地都沒有。

去年10月，意圖占領中環的反對派向臺獨勢力求教經驗，依我看，你們真是太謙虛了，其中奧秘不是早都掌握了嘛，一切都是浮云，只要扯開了嗓子喊：“一切都是阿共仔的陰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