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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林凌】

1980年代初，四川音樂學院副教授馮光鈺在《高校戰(zhàn)線》雜志上著文，分享了自己應省、市一些單位之約，就如何對待港臺流行歌曲問題、如何用健康音樂陶冶青年一代心靈舉行講座的經(jīng)驗。兩年多來，他“先后以《音樂欣賞與心靈美》、《如何識別什么是健康高尚的音樂，什么是低級庸俗的音樂》、《港臺流行歌曲與音樂美鑒賞》等為題，對我院學生、職工及大專院校、中學、機關、工廠、醫(yī)院、部隊、舉行了60多次群眾性的音樂美育報告會、直接聽眾約三萬人次。”[1]

八十年代初，正是流行音樂，特別是抒情性的“靡靡之音”引發(fā)巨大爭議的時期。馮光鈺表示，由于他的講座采取了思想性、知識性、趣味性相結(jié)合的方式，出乎意料的大受歡迎，“青年學生在聽報告的過程中，興趣盎然，往往連續(xù)二、三小時無人中途退場。一些青年弄清音樂的社會作用后，自動把不好的‘時代曲’磁帶消了磁。”[2]所謂的思想性、知識性、趣味性相結(jié)合，就是指在理論上講清楚社會主義音樂與資本主義音樂的本質(zhì)區(qū)別；講清楚港臺“時代曲”產(chǎn)生的社會歷史背景（酒吧、夜總會音樂）；通過現(xiàn)場播放音樂的對比，從技法上分析“時代曲”為何是糟粕（比如節(jié)奏為變化而變化、配器凌亂蕪雜等）。

先不論在實際的歷史中這類說教是否果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認為通過講座能讓一些青年主動給音樂磁帶消磁，顯示出一種獨特的文化管理邏輯的自信，即理性的教育不僅能作用于人的認知，還可以改變?nèi)说膶徝馈⑶楦泻腿の叮幢闼槍Φ氖且魳愤@樣一種更為自然、與人的內(nèi)心關系更直接的藝術形式。一方面，如果對80年代流行音樂的爭論還有記憶，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種邏輯實際上構(gòu)成了此后批判的主流，比如認為“時代曲”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酒吧、夜總會的產(chǎn)物，是發(fā)端于上世紀三十年代舊社會的上海，有害于社會主義青年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如果擴大一下視野，我們會在整個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中尋覓到這種邏輯的線索。比如在蘇聯(lián)，很長一段時間薩克斯就被認為是以性感的音色表達放縱的激情，不再被生產(chǎn)和進口，而無產(chǎn)階級音樂家協(xié)會則專門審查“切分音”，認為這會消減年輕人對社會工作的熱情。[3]

不過，在改革開放之初，仍有應對港臺“時代曲”、靡靡之音入侵的另一種努力。用李煥之的話來說，就是抒情“要走自己的路”。[4]作為音樂創(chuàng)作者，李煥之與施光南等都感覺到，社會主義前三十年，對抒情歌曲的重視程度不足，“在歌曲形式上，也不能總把‘群眾歌曲’擺在第一位，把‘抒情歌曲’擺第二位。”[5]因此，重要的是找到一種自己的音樂創(chuàng)作的道路，來滿足人民群眾對此廣泛的需求，因為“美的旋律只有用音樂之耳去鑒賞，用文字是難以道出其中奧妙的。”[6]所以他們關心的，是“八十年代我們要創(chuàng)造一種什么樣的新音調(diào)，建樹一種什么樣的新樂風。”[7]然而，抒情歌曲作為關鍵詞，以及由此引發(fā)的相關爭論與努力僅發(fā)生于80年代初期，很快就消逝了。在我看來，這并不是因為諸如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以一種更官方的方式終結(jié)了討論，無論是音樂的創(chuàng)作還是評論，都轉(zhuǎn)向了其它的方向，比如現(xiàn)代派、無調(diào)性、西北風、搖滾等等。顯然，抒情歌曲要走自己的道路來培養(yǎng)普通大眾的心性，或者說尋找一種社會主義抒情音樂并沒有在80年代及此后成為現(xiàn)實。

從藝術內(nèi)部的視角來看，我們可以說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這種創(chuàng)作仍然是反映論式的，難以構(gòu)成一個生產(chǎn)性文本介入到人們更復雜的情感領域。但是，如果以更為宏觀的視野來看待這一文藝實踐，問題就顯得復雜多了。比如說，抒情歌曲沒有走成自己的道路，不意味著“抒情”問題消失了，不過此后中國的文藝實踐所在意的“抒情”不再關心絕大多數(shù)普通人，更多地轉(zhuǎn)而關注精英個體的心靈內(nèi)面。只要對比李煥之、施光南的創(chuàng)作意圖，與稍后的關于現(xiàn)代派音樂的爭論，或者回憶一下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中對于音樂雅俗的理解，這一點就非常明顯。與之相關的，從文化治理的邏輯而言，自此之后，盡管深知理性說教的局限性，中國的政教體制也未再大規(guī)模嘗試更為有效的宣教方法，隨著改革的進程，毋寧說是放棄了改變“人性”、改變?nèi)说膶徝馈⑶楦械呐Γ@然，這個過程也伴隨著對另一種人的自然性的承認。

要回應李煥之、施光南的追求與難題，從而真正理解前文所述的文藝實踐與政教體制的復雜性，我相信研究者從此將無法繞開朱羽的新著《社會主義與“自然”》。為什么這么說？這本書與其它的著作有何種意義上的不同？誠如書名所述，這本著作是以“自然”作為關鍵概念，來研究社會主義前三十年的文藝實踐活動。用朱羽自己的話來說，“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渴望著一種新的人性的生成，新的‘心物’關系的塑成。這不僅涉及新的道德與倫理，也涉及新的審美，甚至是不一樣的心理機制。”[8]在這個實踐過程中，特別是對于社會主義政教體制來說，問題在于“革命政治是否需要一種積極意義上的‘第二自然’，一種能夠和革命運動形成辯證關系的‘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的養(yǎng)成。”[9]具體到社會主義時期的文藝實踐，則是如何做到的問題，如何“以感性的方式形塑了‘革命與自然’的辯證法”。[10]“自然”在書中涉及到三個維度，首先是重塑自然表象及意義、重構(gòu)自然景觀的審美經(jīng)驗；其次是重新認識人的“內(nèi)在自然”，包括了改變意志、情感、感官、欲望和心理機制時的復雜性；最后是“移風易俗”，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意義上的日常習慣領域。

某種程度上講，朱羽的新著是將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實踐與政教體制的極限和局限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一方面，讀者恐怕會驚詫于前三十年文藝實踐所欲處理的問題和所追求之目標的復雜和艱深，它的面貌甚至不同于一些對毛時代懷有同情甚至贊美的研究者對其理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從績效來看，這種政教體制的邏輯和嘗試在一種政治總體性中最終以失敗收場，然而這種失敗又完全不同于一般人所熟知的講法，諸如言論不自由、思想禁錮、歌頌與僵化。

不過，雖然這本新著極具啟發(fā)性和理論創(chuàng)新性，在這一學術研究領域中能否產(chǎn)生熱烈的影響，卻很讓人懷疑。因為其中的一半人只要看到朱羽的研究對象——紅色山水畫、大躍進文藝、“歌頌型喜劇”等——并且發(fā)現(xiàn)竟然不是給予否定性的價值評判，就已經(jīng)認定了這些研究毫無價值；而另一半中的大多數(shù)，恐怕也會因為朱羽的論述是以一種難題性的面貌呈現(xiàn)，而傾向于駐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