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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世界的伏地魔忽然闖入了現實的政治世界。

今年1月1日，我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英國《每日電訊報》上發表文章，批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并將日本軍國主義比作英國作家J.K.羅琳著名小說《哈利•波特》中的“伏地魔”。他的這個比喻借助網絡在國際上迅速傳播，引發了很大的反響和議論。日本駐英國大使林景一隨后也在1月6日出版的《每日電訊報》上發表文章，反唇相譏稱“中國才是伏地魔”……

一時之間，“伏地魔”成為東亞地緣政治的對峙雙方爭相借重的文化符碼，那么，這個源自于英國小說的文學形象，這個在風靡歐美（乃至全球）的流行文化中代表邪惡化身的“伏地魔”，在西方語境中究竟有怎樣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參照呢？

一

如果我們參考原著小說給出的下列提示，便會發現一個最直接而清晰的參照，那就是納粹法西斯：

伏地魔的“前任”——上一位“黑魔王”名為格林德沃，而哈利•波特的導師阿不思•鄧布利多（Albus Dumbledore，Albus在拉丁語中是“白色”的意思，正好與“黑魔王”相對，在古代亞瑟王時期，這個單詞也是對“大不列顛”的一種雅稱）擊敗格林德沃的時間，是在1945年；眾所周知，那也正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戰勝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大不列顛戰勝納粹德國的年份。同樣耐人尋味的細節是，也正是在1945年，伏地魔從魔法學校畢業，開始從失敗的前輩手中接過“黑魔王”的權杖。羅琳所做的上述兩處“前史”設定，向我們直接提示了伏地魔的形象影射著法西斯。而作為一部英國小說，《哈利•波特》對伏地魔的描寫，尤其映射了與納粹德國有多重關系。

其一，伏地魔竭力主張純血統主義/種族主義。正如納粹黨將德國人區分為“優等種族”“雅利安人”與“劣等種族”“猶太人”（及“吉普賽人”等一切“非雅利安人”）；在《哈利•波特》中，魔法界的“純血統主義者”（Pure-Blood Mania）在“現在大部分巫師都是混血”的情況下，將人類區分為具備“魔法能力”的“巫師”和不具有“魔法能力”的“麻瓜”兩個“種族”，激進者“四處活動，要把麻瓜劃歸為‘動物’”，而非“人類”，“試圖強行通過一條魔法部的法令，使捕殺麻瓜的行為合法化”；純血統主義者還對巫師進行了“純血統”、“混血”、“麻瓜出身”這樣硬性的人為區分，他們將“麻瓜出身”（Muggle-Born）的人稱為“泥巴種”（Mudblood），將流淌著麻瓜血液的“混血”巫師稱作“骯臟的雜種”（Filthy Half-Breeds），將不歧視“麻瓜出身”或“混血”的純血統巫師稱作“玷污血統敗類”（Blood Traitor），這些純血統主義者傲慢地自稱為“高貴的”“純血統”（Pure-Blood），“認為伏地魔的主張是正確的”，“都贊成維護巫師血統的純正，擺脫麻瓜出身的人，讓純血統的人掌握大權。”

其二，對混血的仇恨。正如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在他反思納粹大屠殺的名著《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深刻指出的，對“混合繁殖”的仇恨是種族主義的社會心理基礎，混血兒推動了“領域的重疊”，“如果主導性分類想要保持其權威性，就必須對這些領域進行小心防護并保持分離”。

“混血”是魔法界最敏感的話題，伏地魔就是“混血”身份，他的母親是巫師，父親是麻瓜。伏地魔的原名是Tom Marvolo Riddle，他非常厭惡這個聯系著麻瓜父親的名字，因此在就讀魔法學校高年級時將原名的字母進行了重組，從而自我命名為——“我是伏地魔”/“I am Lord Voldemort”，并在從學校畢業之前弒殺了自己的父親。這個混血身份是必須被屏蔽、遺忘的不可提及的禁忌/秘密，對于“混血種族”的歧視是魔法部主導的魔法界主流話語，滲透在魔法界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中，直接導致半巨人、狼人、馬人等所謂的“半人半獸”（Part-Humans）在魔法界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偏見、排擠與迫害。

其三，是他與官僚統治機器相結合，將純血統主義的主張推行為政治實踐。在《哈利•波特》中，魔法部是魔法世界的最高權力機關，這是一個官僚制科層制的行政管理機構，依照規范的法律來運行；而苦心經營的伏地魔通過“幾乎無聲無息”的“很平穩”的“政變”，掌握了魔法部的最高權力，建立起了一個“黑色恐怖”的法西斯政權，對“泥巴種”施行唯血統論的種族滅絕政策。無論是參照小說中的文學描寫，還是改編電影中的造型風格，我們都能夠將伏地魔指認為納粹法西斯政權的“鏡像版”。

當然，在完成歷史譜系考察之后，我們也不能忘記法國哲學家福柯的名言：“重要的不是神話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神話的年代。”從這樣的視野去觀察，我們會發現，《哈利•波特》全球成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在于它剛好坐落在所謂“后冷戰時代”的文化與價值空白之上：《哈利•波特》寫作、出版、傳播的年代（小說的寫作開始于1990年，小說的出版是從1997年至2007年，電影的放映是從2001年至2011年。），同時也是人類進入“后冷戰”和“全球化”的時代，在冷戰終結之后的最初幾年，冷戰失敗者一方固然被徹底銷聲，沒有權力講述其故事，鋪陳其話語。但冷戰的勝利者一方、所謂“西方陣營”/“自由世界”也陷入了某種深刻的失語，喪失了有效的宏大敘事。這既是因為它喪失了二元對立的敵手和“魔鬼”，也是因為它需要清理“歷史的債務”、面對“內在的魔鬼”：1960年代的歐美反文化運動、1968年的“歐洲革命”及其后續影響。而《哈利•波特》不僅在歐美、而且在全球范圍的廣泛流行，正標識出西方世界重新獲得了某種自信而自如的敘述，并且借助大眾傳媒，將其轉化為有效的文化全球化實踐，其重要原因之一正在于：參照著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戰爭、暴力、災難、浩劫的20世紀，參照著造成了人類極端分裂、核武對峙的冷戰歷史，在“后冷戰”的歷史文化語境下，似乎只有納粹法西斯成為了確切無疑的“人類公敵”；而羅琳正是將納粹法西斯的“鏡像版”——伏地魔，設定為了《哈利•波特》中必須摧毀的絕對邪惡，通過正邪對決、善惡對決的魔幻敘事，帶回了再現諸多終極價值、表述諸多崇高訴求的可能，比如正義、反抗強權、承擔宿命/使命、愛、親情、友情、利他、集體抗爭、自我犧牲、寬恕，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后冷戰時代”的文化與價值空白。

二

從伏地魔的種族主義行徑，我們還可以延伸出進一步的討論。如果細讀《哈利•波特》的小說文本，我們會發現，伏地魔的種族主義政治實踐，并不簡單地只是一種自上而下強行推動的威權統治，更近乎于一項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社會工程。

首先，魔法部的官方學術科研機構“神秘事務司”，通過魔法界社會覆蓋面最廣的權威媒體——《預言家日報》發布了它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顯示，魔法只能通過巫師的生育遺傳。由此可見，如果沒有驗證確鑿的巫師血統，所謂麻瓜出身的人就可能是通過盜竊或暴力而獲取魔法能力的。”這種“科學種族主義”事實上只是人為的假定，卻通過與權力的結合成為一種具有“真理性”、“合法性”的“話語”。以科學話語為理論基礎，“魔法部”名正言順地“對所謂‘麻瓜出身’進行調查，以便了解他們是如何擁有魔法秘密的……魔法部決心根除這些盜用魔法能力者，為此邀請每一位所謂麻瓜出身的人到新任命的麻瓜出身登記委員會面談。”這是一種誘使受害者合作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程序。

通過《預言家日報》、《巫師周刊》、巫師無線電廣播、宣傳冊《泥巴種：對祥和的純血統社會的威脅》等媒體，魔法部對魔法界進行思想意識上的宣傳、訓導和動員。通過魔法法律執行警察部隊、魔法法律執行偵查部隊、傲羅部隊、威森加摩法庭、阿茲卡班監獄等國家暴力機關，伏地魔-魔法部“把所有的巫師從小就置于他的監視之下”。在這幾乎無所不在的“知識-權力”網絡的宰制下，“麻瓜出身”的人基本上只有兩種選擇：到魔法部進行“登記”，或者逃亡。所謂的麻瓜出身登記委員會，實際上是一個恐怖的審訊法庭，在這里，“你必須證明你至少有一位巫師血統的近親，否則就會被認為是非法獲得魔法能力的，就要受到懲罰”，而所謂的“懲罰”，就是投入充滿著“攝魂怪”、籠罩著寒氣與絕望的監獄，隨時有可能被攝魂怪吸走靈魂、失去生命；而逃亡者將遭到通緝與捕殺，也很難逃脫被害死的命運。對“麻瓜出身的人”施行的大清洗，就是在這種似乎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政治程序操作下，轉化為現實的。

如果從這樣的角度審視伏地魔形象的社會文化意涵，我們可以說，在《哈利•波特》關于“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的完整、自洽的世界幻象之中，同時也包裹著現代文明的某種“創傷性記憶”：納粹法西斯施行的大屠殺，作為20世紀歷史上最深廣且痛切的創口之一，不只是反猶主義歷史的一次悲慘事件，也不只是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文明自身某種固有危險的“內爆”——正是現代文明的某些本質要素，如科學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令種族滅絕成為了設計者、執行者甚至受害者“協同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造成了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慘絕人寰的人類浩劫。

在“9.11”事件之后，恐怖主義日益成為新的“人類公敵”，而“反恐怖主義”則成為了全球化政治秩序在“后冷戰之后”的一種主流話語。但與此同時，某些極右翼的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新保守主義、極權主義勢力也借機抬頭，甚囂塵上。“斯諾登事件”在2013年為我們揭開的“冰山一角”，更是為我們警示了當代社會的某種危險趨向。如果我們相信，人類的自由平等、和平共處，仍然是值得我們為之奮斗的目標；那么，伏地魔形象所攜帶的“創傷性記憶”，也就仍然是值得我們為之警醒的歷史教訓。

本文作者，哈利·波特Coser（照片由作者所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