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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告中說，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不過自11月10日“供給側改革”出現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報告中之后，學界及媒體對供給測改革的解釋五花八門，"中國拋棄凱恩斯主義，擁抱供給主義"成為流行甚廣的一種，仔細對官方文件“咬文嚼字”，會發現這種認識其實存在誤區。

12月24日下午，北大國發院舉行第50期“朗潤格致”論壇，林毅夫發表演講，就供給側改革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五大任務首次公開了他的看法。他認為，“我們現在講的著力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確實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短板：我們也有很多稅收過高的地方，要降低關稅；也有一些過剩產能應該退出，這是供給側的改革。但是我們跟發達國家不一樣，發達國家推行供給學派的政策時是反對產業政策的，我們現在提倡是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這跟過去是完全不一樣的。”

林毅夫強調說，我們過去的政策包括4萬億，既不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現在的政策也不是供應學派的政策。他呼吁學界應該有自己的理論創新，結合我國的實際狀況，分析清楚我國當前經濟的實際問題和機會在什么地方，然后再來決定我們的政策該怎么做。

本文根據林毅夫的發言速記整理，經林毅夫教授本人審定，授權觀察者網發布。】

今天談的題目非常重要，當前國內經濟的形勢怎么看，怎么理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剛剛提出的2016年的工作重點，在此我談談我個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當然這些問題也是我們這一年多以來經常討論的問題，所以我的看法有很多不是新看法，利用這個機會再次闡述一下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以及從這些思考中如何理解中央現在政策的總體框架。

對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我想總的調子大家很清楚，有五個方面的工作。總結一點可以這么說，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多國比較 中國經濟下滑是外部性的、周期性的

怎么來理解這樣一個總的政策方向？我想首先必須了解當前我們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當前，我們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從2010年以后，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在下滑。這是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次出現這么長時間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從2010年的兩位數字，10.6%的增長速度，一直下滑到今年第三季度的6.9%。而且繼續下滑的壓力還挺大。

中國人講對癥下藥才能病除，所以對2010年到現在六年的經濟增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必須判斷清楚。國內普遍的看法（國際上也有很多人持這種看法）認為，中國持續這么長時間的經濟增速下滑，是中國自己經濟體制機制的問題，增長方式的問題所造成的，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后，我們所采取的4萬億的反周期措施所造成的。

我個人的看法是，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肯定有很多體制機制、發展模式的問題需要解決，這點我們必須承認。2008年的4萬億，由于它是一個突發的危機，在政策推行的時候肯定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和可以改進的地方。但是我個人在這里再次強調，我認為從2010年以后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更多是外部性的，更多是周期性的。

從各國經濟增幅比較看,中國經濟放緩更多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五個國家中，中國走勢相對較穩。數據：世界銀行

我想這個觀點并不難證明，因為我們可以比較在同一個時期跟我們發展程度相當的國家的總體經濟表現，我們2010年是10.6%，2014年的增長速度是7.3%。跟我們同樣發展速度的巴西，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7.5%，2014年的增長速度只有0.1%，跟我們一樣是下滑的，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

同樣，跟我們發展相當的金磚國家之一、人口超過10億人的印度，2010年是10.3%，2014年是7.4%，似乎比我們7.3%還高0.1個百分點。但是我個人認為印度實際的增長速度應該比我們低。

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2012年的時候，印度的增長速度只有5.1%，我們是7.7%。也就是印度從2010年的10.3%下滑到2012年5.1%的時候，下滑比我們猛，印度是先觸底又反彈了。

第二個，2014年印度改變了經濟增長速度的核算方法，讓印度當年的增長速度增加了將近兩個百分點，把那兩個百分點去掉，他們達不到6%，所以同樣是下滑，印度經濟增速下滑的速度比我們猛。

橫向比較之后，可以發現，不能說是我們的體制機制和增長方式的問題，造成我國經濟增速下滑，而且把跟我們發展程度相當的國家也往下拉。事實上，是全球經濟在金融危機之后都在放緩，而且我們提到的這些新興經濟體下滑得還比我們更厲害。

我們也可以看同一個時期一些高收入，而且表現一向比較好、出口比重比較大的經濟體。比如說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5%，2014年的增長速度只有3.3%。我們的臺灣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8%，2014年的增長速度是3.5%。新加坡2010年的增長速度15.2%，2014年的增長速度只有2.9%。

這些都是所謂高收入、表現好的經濟體。照理說他們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應該沒多大的問題。但是在同一個時期，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都跟我們一樣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

從這些國際上面的比較來看，不難證明從2010年以后的增長速度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造成的。這是我的第一個看法。

有的供給側改革會抑制消費、抑制投資 推行時間點要掌握好

第二個看法。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我們的體制機制問題不能回避，在我們經濟工作當中，確實要堅定信心，推動各種改革。但是，當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是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的時候，在推動一些必要的體制機制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也一定要推行一定的穩增長、反周期措施。

因為，如果沒有穩增長、反周期措施，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得太厲害，可能會造成就業問題，也可能會造成銀行呆壞賬急劇增加的問題。如果就業問題出現，可能會影響社會穩定；如果銀行呆壞賬急劇增加可能產生系統性金融問題，影響到整個金融安全。

當這些問題發生的時候，其實是不利于我們推動應該有的體制性、機制性或結構性的改革的。因為當危機發生的時候，政府采取的很多應急措施可能會跟我們所需要的改革是不一致的。所以，在當前狀況之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6年經濟工作定的總調子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再去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這句話一定要了解。

所以擴大總需求的穩增長、反周期的措施是需要的，并且在推動結構性改革的時候，也要對結構性改革的各種措施進行梳理分清輕重緩急。

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長期來看肯定是好的，需要考慮的是在短期推行時，有些供給側改革可能會抑制消費需求，也可能會抑制投資需求，因此要有輕重緩急，要審時度勢。對那些短期能增加消費需求或投資需求的改革措施，應該優先推行。對那些短期可能是抑制消費的，或者是抑制投資需求的改革措施，就需要審時度勢。并不是說不應該推行，但是推行的時間點要掌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