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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學者研究指出，如果將美國的所有稅收和轉移收入都算進去，美國的稅制是全世界最先進的系統之一，比經合組織的更先進。經合組織使用的增值稅對窮人非常不利。實際情況是，底層民眾，也就是窮人，得到的是負稅，他們得到了轉移收入，這種情況在過去15年里一直如此。轉移收入計劃被低估了。

對于中國而言，有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如果目前的扶貧政策是通過轉移收入計劃，而不是通過增加就業機會，就會形成一種不健康的社會風氣，人們會變得更依賴社會福利，而不是積極地去學習技能。

所以目前美國有個現象，也就是《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紐約時報》等媒體所說的“大辭職”時代(The Great Resignation)。疫情封控已經結束，但許多人仍然不愿回去工作。由于居家辦公受到了極大的激勵機制保護，許多人覺得居家更輕松，再加上最近兩三年實施的轉移收入計劃，讓人們待在家里變得更容易，甚至更富有。這造成了很大的人力缺口，成為亟待解決的新問題。

然而，在美國很少有人討論這個問題。瑞典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原主席阿瑟·林德貝克和瑞典經濟學家喬根·威布爾等人研究過福利國家依賴性的增長問題，結論是：

第一，美國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不平等；

第二，沒那么不平等是因為大量美國人享受了社會福利體系；

第三，人們不想談論這個問題。

我和合作者最近在探討美國社會福利體系的反激勵效應。這個體系非常龐雜，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然而我們知道，即便在新冠疫情管控措施放松后，勞動力參與率也沒有回升。

所以我認為，問題在于社會將如何前進。我們真的想要一大群福利依賴者，而不是積極參與者嗎？這是我目前非常感興趣的研究課題，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相關論文。

林毅夫：從你的觀點中我了解到，如果想縮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提升技能，讓每個人都有能力賺取收入。這是重要的基礎之一。其次，關于收入差距，我們還需要關注的是可支配收入，因為包括轉移收入后，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有時候比勞動收入差距小。在談到轉移收入時，我們還需要了解這對人們工作積極性可能產生的影響。中國需要吸取美國的教訓，在其中找到平衡。

赫克曼：是的，在美國我們是吃過了苦頭才發現這個問題。而且，由于美國現在的政治活動非常活躍，不同團體之間的爭斗很激烈，所以事實被歪曲了。轉移收入沒有上報，這是美國人口普查的問題，是國稅局報告數據方式的問題。實際上，美國政府一直在根據不當信息采取行動。我相信他們不是故意的，只是他們所獲取的信息非常不足。

林毅夫：我想請教的下一個問題是關于中美關系。就GDP而言，美國是世界第一，中國是世界第二。我們兩國之間的關系對彼此很重要，對世界也非常重要，但現在中美關系并不樂觀。我想問問您的想法，根據您的觀察，是什么導致了我們兩國關系的惡化？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們能做些什么來改善這種情況？同時，您會建議兩國政府實行哪些改善關系的措施？

圖源：東方IC

赫克曼：我只能談談美國的情況。我見過一些政府官員，但我不能發表評論。美國現在存在民粹主義浪潮，共和黨和民主黨兩個政黨都有。

馬基雅維利在五百年前就提出并且現在正在實踐的通用原則是——擺脫國內矛盾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在國外找到攻擊對象。這種做法如今在美國政治中非常普遍，而且對兩大黨來說都越來越普遍。

我不認為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有多大區別，對于美國經濟正在發生的許多問題，兩屆政府都喜歡責怪別國，尤其是中國。例如，在新冠流行之初將其稱為“武漢病毒”。這種做法對防控疫情毫無用處，反而導致了一些非常丑陋的場面，比如美國人將怨恨轉移到了亞裔美國人和亞洲訪客身上。

美國有一批政客一直宣稱中國是威脅，誣蔑中國盜取美國的技術，污蔑中國商品在進行低價競爭。有一個理論叫“沃爾瑪效應”。大約十年前有一項關于沃爾瑪效應的研究表明，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基本上是通過沃爾瑪或大型批發市場銷售，這事實上為美國的弱勢群體降低了商品價格，所以美國消費者的實際收入由于購買這些商品反而上漲。

與此同時，麻省理工學院的大衛·奧特爾和瑞士的多恩等人指出，與中國商品競爭的行業出現了“失業效應”。我認為這是事實，然而大多數人仍在爭論這個問題當中有多少事關貿易，有多少和技術變革、自動化等等有關。因此許多政客開始煽動說，“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