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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連德當時之所以能夠在中、俄、日三國共制、官僚體系腐敗低效的背景下調動所有資源進行堅決的防控措施，和他劍橋博士畢業以及在業界有高度的專業認同、成長于馬來西亞和外國的專家官員溝通無語言障礙以及同時獲得朝廷的高度信任幾個條件都有關系。而恰好他又是一個有擔當、有道義感、有組織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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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南山的角色很像當年的伍連德。2002年的12月22日，一位高燒、咳嗽、呼吸困難的患者，被緊急送往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按照普通肺炎治療幾天之后，與患者接觸的部分醫務人員也出現感染。大多數專家認為這是流感。2003年2月18日，北京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來消息，在來自廣東的死亡病例肺組織標本切片里，發現了典型的衣原體。當天下午，廣東省衛生廳召開緊急會議中鐘南山明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非典致病的根本原因不是衣原體，而是一種病毒。經過一番有理有據的論證，會議最終采納了鐘南山的意見。結束會議后有朋友悄悄問他：“與官方意見不同，你就不怕判斷失誤嗎？有一點點不妥，都會影響你院士的聲譽。”而鐘南山卻反駁道：“科學只能實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則受害的將是患者！”

非典防控奠定了鐘南山的威望。所以當鐘南山踏上赴武漢列車的那一刻，決策過程被重新確立。沒有鐘南山的出現，2003年的非典和現在武漢疫情的后果同樣不可想象。

烈性傳染病是一個動態的、復雜的傳播過程，對其的防控也必然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決策過程。我父親一生研究鼠疫，父親在他的回憶錄中反復強調，如果專家和政府決策者都不愿意承擔任何風險，都要等最終的實驗結果出來，肯定會釀成災禍。在這個決策過程中，政府領導的擔當比專家的判斷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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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兩位內蒙古的鼠疫患者被送到北京朝陽醫院，引起社會恐慌。我寫下了《中國人為什么不用懼怕鼠疫》一文，其中介紹了我父親那一代鼠疫防治工作者經過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攻克了中國主要疫源地鼠疫傳播規律的故事。不久后，我見到了曾經參與這一科研課題的內蒙古流行病研究所的退休專家岳明鮮，她給我提供了另外一個故事的細節。

2004年的冬天，她和幾位同事被通知連夜趕往內蒙古蘇尼特右旗，領導說根據上級指示要去搞一次鼠疫防治的演習。半夜到達后，她們才被告知，當地鄉村醫生報告，一位老人患病，疑似鼠疫癥狀。當地醫務人員按照程序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但病人和家屬都一再否認曾經有接觸老鼠、旱獺、野兔等鼠疫媒介的經歷。但她們不敢掉以輕心，迅速對家屬隔離并開始進行鼠疫菌培養，這個過程最快也需要72小時。在等待結果的過程中，患者的病情明顯好轉，大部分領導認為又是虛驚一場，主張不上報，并解除隔離。

在以往每年的疑似鼠疫病例報告中，絕大部分案例都以虛驚一場告終。

所長讓她作出最終判斷，經過反復思考，她作出了決定，堅持進行全面的病理檢驗，以最快的速度調小白鼠直接進行病菌注射試驗，十幾個小時后，小白鼠死亡。同時，防疫人員對病人家屬進行耐心的思想工作，在軟硬兼施之下家屬終于承認患者曾經抓到一只野兔并剝皮食用的真相。后來殘余的一塊兔皮被找到，培養出了鼠疫菌。至此，整個流行病學的證據鏈被確定，疫情最終被控制。

在這個小小的孤案中，患者和家屬對于惹事的恐懼，領導不希望在自己地盤上遇到鼠疫疫情的心理僥幸，患者病情的反復都成為最終決策的障礙。而鄉村醫生的認真負責，防治體系的及時啟動，以及現場最權威的技術大拿和主管官員冒著學術聲譽和官帽的風險當機立斷，是疫情被果斷處置的條件。在這個鏈條上，每一環的缺失都會導致疫情進一步擴散。在如武漢疫情這樣發生在千萬人口的大都市中，這個鏈條要更長更復雜，更加嚴峻的考驗專家和官員的智慧與擔當。

額外需要提到的一點是，當地蒙古族牧民從來不食用野生動物，幾乎所有由于食用野兔、剝旱獺皮的都是外來的漢族人。他們總是以為自己憑自己的敏捷捉到了動物，但往往那是因為患病的動物已經沒有能力逃跑，它們用自己最后的一口氣給捉拿他們的人一個教訓，常常，那個教訓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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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連德說過一句話“人以國士待我，必以國士報之”。

打出這句話的時候，我想起了下午一位武漢出租車司機發的視頻。他哽咽的講了自己剛剛遇到的事情。他拉的一位姑娘去醫院，姑娘在車上不斷接電話，從電話里司機得知，她是一名護士，主動報名參加疫病救治，一路在反復安慰媽媽和親人。

她也是“國士”。

從伍連德到鐘南山再到那位女護士，三位“國士”相隔110年的相遇，讓我對我們這個民族在最關鍵的時候總是有人站出來，喊出一句“我來”充滿信心。

除夕之夜，當我們一家人圍坐在飯桌前觀看春晚的時候，別忘了他們還在以生命為代價守護我們的健康。

致敬，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