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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想念體改委

（2002年）

劉紀鵬

在當前中國改革的攻堅時刻，有時我很懷念體改委。我想把寫一篇文章表達我的懷念之表，要是最近經歷的三件事：

（一）陳錦華同志要寫回憶錄。他在體改委工作期間，股份制無疑是一場他經歷的大事。于是由孫樹義同志牽頭，組織大家搞了一次座談。其中，大家追思到15年前國家體改委在中國推動的企業(yè)股份制改革中，體改委憑他獨特的地位，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集中了來自15個部門的70多位同志，圍繞著《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規(guī)范意見》制定了十三個配套文件。速度之快、影響之大，出乎預料。這為以后中國股份制的推進及大陸企業(yè)到香港上市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二）近來股市持續(xù)下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場傳聞銀監(jiān)會和外管局力求盡快推出QDII。QDII的投資方式是通過境內一些合格的金融管理公司設立專門的外匯基金，投資于香港和其他境外資本市場的股票，打通香港和大陸股市的通道。但由于境內外股市價格的差異，人們無疑會對石化、電力等在大陸和香港同時上市的股票棄高就低，直接導致大陸股市的下跌。QDII是《國務院關于穩(wěn)定發(fā)展資本市場九點意見》的一個具體內容。《國九條》是由證監(jiān)會為主，組織十二個相關部委成立六個小組，落實七件大事。但每個部門在推進這一過程中，往往是從本部門的角度和利益出發(fā)，由于證監(jiān)會在其中也有一些自身的權力和利益的調整所涉及，不像當年體改委那樣超脫，協調起來就顯得力不從心。

（三）從去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在宏觀規(guī)劃和調控上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電力，大面積的電荒和價格持續(xù)上漲的趨勢使人們開始反思國家發(fā)改委承擔的工作是否到位。發(fā)改委某位副主任提到今天出現的電力危機是由于經濟發(fā)展太快造成的，即便如此，發(fā)改委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規(guī)劃和主導電力改革的部門，又該承擔何種責任呢？國家發(fā)改委不把發(fā)展和規(guī)劃放在首位，而是沉迷于對項目、價格和資金的行政審批。結果是“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早在去年全國人大會議結束，馬凱同志履新國家發(fā)改委時，中央電視臺的記者采訪我時曾問到，馬凱同志及其領導的發(fā)改委成功的標志是什么？馬凱同志最難的工作是什么？我曾經回答，馬凱同志工作成功的標志就是在其任內能把發(fā)改委越改越小、越改越虛。如果發(fā)改委越改越大，越改越實，審批權力越來越大，則意味著失敗。而在回答第二個問題時我則答道，馬凱同志工作最難的環(huán)節(jié)是說服和帶領他的同事進行自我革命。出乎預料的是，這一采訪竟然在中央電視臺播出了。事后國務院研究室的一位同志給我打電話說，希望你能夠把你的想法寫出來。然而愧疚的是，由于他們沒有再催，這篇文章至今也沒寫出來。

看著今天中國電力方面和其他行業(yè)出現的起伏給國民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和國家發(fā)改委真的是越改越大，審批權力越改越實，我們越來越離不開這個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就始終無人敢碰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后一座堡壘。發(fā)改委既然沒有足夠的精力保證對國家的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及預測投入足夠的力量，而我們的經濟發(fā)展又確實需要這樣一個部門，當然就想起了體改委。

二

寫這篇想念體改委的文章，還有其他一些更深刻的原因。首先，經常有一些海歸人士和經濟學家批判當初中國的改革不徹底，比如資本市場的“一股獨大”和“股權分置”。其實認真回顧中國改革，已走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歷程。盡管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但是這25年以來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又經常遭到人們對中國改革不規(guī)范、不徹底的非議。然而，我們卻很難把“成功和不規(guī)范”連在一起。究竟是中國改革有問題，還是規(guī)范本身出了問題？這的確是擺在我們今天面對經濟出現的問題，想念體改委時的一個現實思考。其次，中國改革到底成功在哪？盡管世人公認中國改革的成就，但是卻很少有人能總結出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所在。其實回顧和反思中國改革的25年，絕不僅僅是一種情感的需求，而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當然，經濟學家看改革和管理學家是不同的。經濟學家可能更青睞于改革目標的確立。盡管中國發(fā)展市場經濟的目標在改革之初也困惑了人們很長時間，但中國改革的成功絕不僅在于目標的確立。否則我們就無法論證在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上，比中國更清晰、更徹底的俄羅斯及前蘇東國家的改革為什么就不如中國。

中國改革的成功恰恰在正確的改革方法論上。當我們確定“搭橋過河”的目標時，重要的是如何“過河”，如何搭建一座“過河”的橋梁。這座橋的形狀、材質、承受力及造橋的成本和時間，都是更重要的。而這些問題往往是海歸人士和經濟學家所看不到的。

國家體改委成立的20年，書寫了一部光輝的歷史。那時的體改委借鑒國際規(guī)范，尊重中國實際，經常召集一些中外專家就中國的一些重大改革和發(fā)展思路問題，吸取各方意見，歸納總結。既考慮我們搞市場經濟的大方向，需要借鑒西方規(guī)范，同時又尊重國情，實事求是地進行順利到達彼岸的路徑選擇。筆者當時在中國社科院工業(yè)經濟研究所工作，曾經參加了國家體改委組織的三、五、八年規(guī)劃總體設計，也有幸參加了從九十年代初就由國家體改委牽頭負責、組織落實的在中國穩(wěn)步推進股份制改革的整個過程。回想往事，思緒萬千。

三

在中國25年的經濟體制變革中，有兩個機構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其一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其二是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改革中很多的重大決策和“過橋”思路，都是由這兩個機構組織提出和落實的。當遇到部門之間的利益紛爭時，也都是由這兩個機構進行協調的。

八十年代后期，為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國家體改委在組織專家研討中國的三、五、八改革總體方案中，就廣泛地聽取各界意見，組織了四五個小組，來完成這樣的思路。還有八十年代末期提出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的改革，楊啟先同志介紹說，當時就是采納世行專家的建議，組建國有資產管理局，提出了比較系統(tǒng)的國有資產改革構思。而在經歷了實踐中反復徘徊的13年之后，我們才又開始建立了中國的國資委。又比如，錦華同志作主任、劉鴻儒同志作副主任時期的國家體改委，就組成了由孫樹義、傅豐祥、孫效良牽頭的股份制三人領導小組，頂住當時股份制是私有化的巨大壓力，根據中國國情，對中國股份制的推進做出了系統(tǒng)的規(guī)劃：一條線由孫樹義負責的生產體制司出臺十三個股份制配套法規(guī)，抓全國的定向募集股份公司的發(fā)展、建立和規(guī)范工作；另一條線則由傅豐祥等同志領導的宏觀司，通過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探討中國的銀、證分離，籌組中國證監(jiān)會，規(guī)范中國的股票交易所和證券交易報價系統(tǒng)。

這期間，國家體改委在財政部、人民銀行、國家計委等政府部門之間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這當然不僅需要體改委的改革觀念和系統(tǒng)的改革思路必須要首先形成，同時也需要體改委在體制內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盡管調整一些部門的行政權力會遇到障礙，但由于體改委的特殊地位和沒有自身部門利益，超脫的地位使其不會陷到各部門之間的權力和利益之爭中，這就為總能成功地協調各部門之間的關系奠定了基礎。

那時體改委的工作是光榮而艱巨的，也是很多有抱負的青年人所向往的地方。在這里我想舉兩個我親身經歷的例子。其一，我夫人作為馬洪同志的第一個女博士，畢業(yè)后選擇職業(yè)時，首選國家體改委。找到當時的孫樹義司長，他提了三個條件：第一，女同志到體改委工作三年之內不能要小孩。第二，三年之內不能出國留學。第三，不能提住房問題。如此苛刻的條件，竟被一口答應并恪守始終。其二，我當時曾在國家體改委下屬的“聯辦”工作。記得九二年的一天，聯辦副總干事王波明請我吃飯。第一個話題就是“你結婚幾年了？”，當聽到我“八年了”的回答后，他竟然說，你居然八年還沒離婚？（當時的聯辦由于正在籌組中國的證券市場建設，工作非常辛苦。不僅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點鐘是家常便飯，而且出差任務繁重。我夫人在九二年給我記了一筆帳，那一年我出差的天數是186天）。我的回答是，“因為我夫人在體改委管股份制，比我還忙”。

的確，當時聯辦的10來名高級管理人員中，好像誰沒離婚倒成了怪事。我粗略統(tǒng)計了一下，離婚率高達80%。盡管各家有各家難念的經，但是在十幾年以前的中國，如果一個單位里高級管理人員離婚率高達80%，恐怕不可能和他們所從事的職業(yè)一點關系都沒有吧？我雖然沒有離婚，但是直到上個月，48歲的我還在給我兩歲的兒子過生日。為了中國證券市場STAQ系統(tǒng)當時推出的法人股市場，我還放棄了當時董輔礽教授為我安排去法國留學的機會。但我為生活在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并完整地經歷了中國25年改革的全過程而感到驕傲。

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發(fā)揮的作用就更大了。1986年，我曾有幸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同志出差，抓重慶嘉鈴和湖北二汽的企業(yè)改革試點，探討股份制改革。張勁夫同志是對中國股份制和證券市場做出最重要貢獻的領導人之一。那時他一方面抓中國證券市場的組建和發(fā)展，另一方面又抓國有企業(yè)的股份制改革。在中國國有企業(yè)股份制改革的模式上，他總是能夠善于聽取各種不同的觀點。既聽取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學者的意見，也充分聽取像我的老師蔣一葦這樣的國內經濟學家的意見。當各派意見不同時，總能讓各種觀點充分闡述其理由，然后再做決策。記得在陪同勁夫同志出差的火車上，以蔣一葦和宮著銘各為代表的觀點在當時股份制中要不要設“企業(yè)股”這個問題上發(fā)生激烈的爭論。盡管勁夫同志知道國外的股份公司中沒有“企業(yè)股”的提法，但考慮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國有企業(yè)改革的現實，指出要根據國情實行分步走的股份制改革思路。

1990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顧問周建南同志看到了我寫的一篇關于《公司集團與集團公司》的文章，讓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總公司的洪福友總經理給我打電話，探討企業(yè)集團問題。一見面他就說，我看了你的文章，贊成你提出的企業(yè)集團不是法人的觀點，你的文章對國企改革、政府體制改革和工業(yè)組織調整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當時，讓國家工商局接受企業(yè)集團不是法人是多么的難。建南同志淵博的知識及對我文章中一些概念一字不漏的引用，實在令我驚訝。本來作為一個研究企業(yè)組織和公司制度層面的學者，總是覺得這個領域出不了大家，哪個著名經濟學家不是研究宏觀經濟的？為此而悲觀。但是建南同志的一番話，使我堅定了要把公司問題作為我畢生的研究方向。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領導同志那種儒家風范的淵博學識、平易近人的領導作風，令我終生難忘。

四

總結中國改革成功的經驗，與其放在改革目標的確立上，不如放在改革路徑選擇的方法論上。在深交所中小企業(yè)板啟動儀式上，成思危副委員長曾說：他更愿意讓別人把他叫做管理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他說管理學家的任務是解決如何“過河”的問題，是解決如何用最小的成本搭建橋梁的問題。這番話令我非常有感觸。在中國改革“過橋”的整個組織過程中，像國家體改委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這樣的組織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為什么經濟學家在總結中國改革成功的經驗時總是感覺困難重重？他們不僅理論嚴重落后于中國改革的實踐，甚至連總結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都十分困難。記得九十年代初期，在筆者參加的幾次經濟學家論壇上，一些經濟學家力推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薩克斯給波蘭和俄羅斯制定的“休克療法”，甚至預言俄羅斯的改革一定會比中國快。一晃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25年的歷程，俄羅斯的改革也走過了近15年的歷程，盡管我們不能現在就下結論說中國的改革會永遠比俄羅斯成功，但至少迄今為止，我們付出的代價比他們低，進步比他們大。當世界各國的學者專家在總結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進程時，人們無一例外的是把中國放在首位。

五

對中國改革我們充其量也只能說是獲得了階段性的成功。我們正在通過改革的兩大高風險區(qū)――產權改革和政府體制改革，不可掉以輕心，功虧一簣。從政府管理經濟的組織模式上看，國家發(fā)改委還沒有真正轉型，怎能就輕言經濟體制改革成功呢？

總結中國所經歷的25年改革發(fā)展史，寫一篇懷念體改委的文章，不僅僅是為了抒發(fā)改革尚未成功，改革者先我而去的情愫，重要的是表達絕不能在中國改革已經成功的床上睡大覺，忘記我們正面臨產權改革、金融改革和政府體制改革的攻堅戰(zhàn)，保持清醒的頭腦。由此得出以下幾點思考：

（一）中國改革的成功是與他建立像國家體改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這樣的組織體制分不開的。在小平同志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目標之后，這些部門所做的眾多艱苦卓絕的搭橋、建橋、過橋的施工設計和管理工作，不應被忘記。科學總結中國25年的改革史，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當我們今天享受著改革的成果，住在新房里、開著私家車，再對25年前連麻醬、粉絲都要憑證、按計劃供應的貧窮、落后時代作回顧時；當我們對未來的中國改革將要通過產權革命、政府體制改革這樣的高風險區(qū)作展望時，不應忘記為中國改革做出重要貢獻的改革者和體改委。當我們在緬懷為新中國的成立付出流血犧牲的先烈時，同樣也不要忘記曾經為崛起的中國做出貢獻的改革者和體改委。

（三）經濟學家在總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時，應善待在改革一線直接指揮改革戰(zhàn)役的體改委等部門。而對中國改革在通向成功之路上所必然付出的一些代價和做出的一些今天看來似乎不能理解的選擇，要予以包容的態(tài)度，而不是簡單的去和美國模式、俄羅斯模式進行對比，橫挑鼻子豎挑眼。

（四）回憶過去的人和事是為了展望未來。在這里，我并不想表達恢復國家體改委的愿望，知道那不現實，但至少表達了在懷念體改委的同時，盼望發(fā)改委轉型的心情。其實熟悉馬凱主任的同志都知道，他是搞體改的出身，又曾經是著名的學者，應該說改革的意識和心力是足夠的。可中國有一句俗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加上今年以來經濟過熱背景下的宏觀調控，更使得市場化的投融資體制改革的環(huán)境并不成熟，發(fā)改委這艘“大船”掉頭需要一個過程。對此，人們需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