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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通常認為，暴風雨、洪災大多發生在城市邊緣特別是較大河流流經的縣市，有時候在洪汛時期一些特大的中心城市也會遭遇到威脅，但是在我們這個素以動員能力著稱的國家中，我們總能及時地通過抗險救災，并在眾志成城的決心中最終度過一個又一個數十年未遇、甚至是百年未遇的難關。然而在一場我們事先沒有準備的暴風雨中，在一個超級現代化的都市，在我們國家中樞核心的京畿地區，居然因為一場暴雨發生了如此的悲劇，讓很多民眾心里覺得難以接受。

北京的暴風雨讓人覺得措手不及，折射出的不僅僅是我們城市基礎設施和防災能力的滯后，更深層次的缺憾在于這場暴風雨反映了我們的風險意識還不能跟上城市劇烈變遷的步伐。

風雨中媒體歌頌北京精神，各界感動公民社會的回歸，或是社會輿論嚴詞批評城市基礎建設的落后，但有一個中心問題尚未引起我們的重視，這就是我們忽略了現代風險社會、特別是城市風險社會的本質 。

德國知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斷言說現代社會是風險社會，其實現代化中的“城市”才是真正的風險社會。前現代化時期人們居住的主要區域是部落和鄉村，由于人們的住所相對分散，因此社會風險也出現了分散化的特征，只有在現代工業化興起的進程中，由于人群大量聚集在工業中心形成超大規模城市的時候，社會風險也必然集中出現在工業中心區，這時候城市風險社會就產生了。

隨著城市化中人口超大規模的流動和聚集，城市也面臨著不僅僅是工業污染、環境惡化、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現代化社會的“顯性風險”，還面臨著暴風雨等各種自然災害的襲擊、大規模人群集聚中踩踏事件、恐怖主義等“隱性風險”。

隨著人群結構在一個超級大城市內不均勻的分配，各個社會群體面臨風險和抵御風險的能力也不盡相同，同時隨著人群空間結構的不同分配，各個不同城區的城市空間所面臨的風險也極為不同。面臨某些風險的時候可能是所有的群體都置于相同均質的風險中，然而在面對某些風險時，某些群體特別是貧困群體和弱勢群體面臨的風險更大。

類似北京暴風雨這樣的風險則根據地理位置和空間環境的不同呈現較為顯著的風險差異，這主要表現為很多地勢較低、容易積水成災、基礎設施相對較為落后的區域和城市邊緣地帶不可避免地成為重災區。因此，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根據現代城市作為風險社會可能常常遇到的風險進行詳細的風險系數的評估，即要根據我們平時沒有注意和未加特別重視的“城區風險結構”和“城區風險概率”，對城市中每一個地區進行風險評估，掃除可能產生的“風險盲點”和“風險死角”，建立相應的風險量化研究和風險統計模型預測。

在這一點上，德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德國的自然災害不是很多，但是防范各種風險災害的意識卻是非常強大，這幾乎構成了德國民眾內化于大眾心理的集體無意識。無須特別提及，每個城市都會對可能的城市風險進行各類復雜的、綜合的對比研究和針對各個城區的風險評估。

盡管如此，1997年德國和波蘭交界處奧得河發生洪水時，依然民怨沸騰。2002年易北河沿岸發生的洪澇災害中，遇難人數依然高達21人，財產物質損失高達90億歐元。易北河沿岸各個城市如巴特尚道、丹嫩貝格、德累斯頓、漢堡全線告急，災情非常嚴重。2006年易北河再度泛濫，不過損失有所減少。

這之后德國各級政府進一步提高了災害和風險防范意識，聯邦、州、市和各社區采取分工合作、點線面聯防合作的形式。在2005年度提交的“預防性的洪災防護法修正案”中，提到要加強公民預防災害的意識，特別是在洪水易于泛濫的地區，每位公民必須得到最為完備詳細的信息，要做到沒有任何一位民眾可以在事后抱怨他沒有得到關于防洪的充分信息。同時，在可能嚴重積水的低洼城區或是洪水泛濫區嚴禁修建新的建筑，已經建好的房屋則必須進行改造，裝配上特殊的防水和防洪澇的建筑材料。德國各個大城市都建立了蓄水和蓄洪的“滯洪池”，在颶風和豪雨來臨時具有蓄水的功能，使雨水不至于到處亂竄形成災害。易北河流域的近600個縣城和鄉都作了詳細的50年一遇、100年一遇、200年一遇的洪水風險圖。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德國各級政府在已有的完備措施上不斷改進，精益求精。他們會就洪澇災害可能帶來的損失進行預演，同時政府開始密切和公民社會進行互動，通過網絡公開和社區討論會的形式，利用各種新型的和已有的組織資源進行全面的防災信息普及。 筆者手中有一份德國雷根斯堡的城市防洪地圖，上面各個城區都被標上了洪災的風險系數和概率，并詳細敘述每個城區防災的具體預警和防備措施，從流經該城市的多瑙河兩邊的每一片居住區，到城市內部的商業區，直至古樸的老城區，都詳細記錄了洪水或是暴風雨來臨后各個城區的具體防備措施。其措施之嚴密，令人嘆為觀止，這充分體現了德國人嚴謹的精神。尤其值得我們重視的，在老城區的防洪備案中還有保護文化古跡的特殊措施和緊急方案，老城區的古代房屋和教堂都必須得到專項的防洪、防水和防火的保護。

也許，在一場大的自然災害和社會風險中，要做到十全十美，要做到零傷亡率可能是非常困難的，無論人類社會如何完善自己的防御機制，都會出現預想不到的漏洞，都會有特殊的風險個案的發生，即使像德國這樣防護機制完善和完備的國家，自然災害來了還是難以避免會有傷亡。

但是，一個現代的文明國家應該以這樣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即爭取零傷亡率，讓每一位民眾事后都不會抱怨他沒有獲得完全的信息。也許這樣的目標永遠無法完全達到，但是它應該成為一個高標桿，一個雖然永遠無法企及、但可以通過不斷努力去一步步靠近的、反映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桿。

我國研究城市空間社會學和風險社會學的學者可以加強與政府的密切合作，建立城市空間的風險防御系數和風險預警級別，同時要利用我國基層已有的強大的組織資源（如街道居民委員會）等，全面提升我國各個城市內部的防洪防澇的宣傳和意識。同時，善于利用網絡渠道，及時公開信息，充分吸收網絡上來自民間的意見和民間預警，一步步讓防洪成為全民的心防與共識。

作者劉濤：博士，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社會學講師，以歐洲和中國的社會保障，國際戰略，社會學理論為主要研究領域，專注中國崛起與中國模式。擁有《中國崛起策：以歷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視野解讀通向復興之路的中國策》等著作。